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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是否让我们越变越傻
“戴夫，停下。停下好吗？停下，戴夫。你能停下吗，戴夫？”
这个著名的场景出现在库布里克的电影《2001太空漫游》的片尾，乃超级电脑HAL恳求宇航员戴夫·鲍曼手下留情，放他一条生路。由于电脑故障，戴夫被送入茫茫外空，前路未卜，目的地不明，只好“视死如不归”。最后，他对HAL下了手，平静而冷酷地切断了它的内存（记忆体）电路。
“戴夫，我的思想要没了。”HAL绝望地说。“我感觉得到。我感觉得到。”
当尼古拉斯·卡尔（Nicholas Carr）想起HAL的哀号，不由得脸皮有些酥麻，手脚略感冰凉。
“我也感觉得到。”他说。
卡尔在2008年7-8月号的《大西洋月刊》撰文，以《Google是否让我们越变越傻》为题，痛苦地剖析自己和互联网一代的大脑退化历程。
“过去几年来，我老有一种不祥之感，觉得有什么人，或什么东西，一直在我脑袋里鼓捣个不停，重绘我的‘脑电图’，重写我的‘脑内存’。”他写道，“我的思想倒没跑掉——到目前为止我还能这么说，但它正在改变。我不再用过去的方式来思考了。”
他注意到，过去读一本书或一篇长文章时，总是不费什么劲儿，脑袋瓜子就专注地跟着其中的叙述或论点，转个没完。可如今这都不灵了。“现在，往往读过了两、三页，我的注意力就漂走了。我好烦，思绪断了，开始找别的事儿干。”他总想把心收回来，好好看会儿书，投入的阅读以往是自然而然，如今则成了一场战斗。
卡尔找到了原因。过去这十多年来，他在网上花了好多时间，在互联网的信息汪洋中冲浪，搜寻。对作家而言，网络就像个天上掉下来的聚宝盆，过去要在书堆里花上好几天做的研究，现在几分钟就齐活。Google几下，动两下鼠标，一切就都有了。即便不工作的时候，他也很可能是在网络密林里觅食：读、写电邮，浏览新闻标题和blog，看视频节目，听podcast，要么就是一个链接一个链接地瞎转悠。
“对我来说，”卡尔写道，“对别人也是如此，网络正在变成一种万有媒介，一种管道，经由它，信息流过我的眼、耳，进入我的思想。”
信息太丰富了，我们受用不尽，也不忘感恩戴德，却往往忽视了要付出的代价。正如麦克卢汉40年前所说，媒体可不仅仅是被动的信息渠道。它们提供思考的原料，但同时也在定义着思考的过程！“网络似乎粉碎了我专注与沉思的能力。现如今，我的脑袋就盼着以网络提供信息的方式来获取信息：飞快的微粒运动。”卡尔说，“过去我是个深海潜水者，现在我好像踩着滑水板，从海面上飞驰而过。”
卡尔不是唯一一个遇到此种问题的人。他向朋友们倾诉，竟然得到许多共鸣。在网上，也有人遇到同样的麻烦。一位名叫斯科特·卡普（Scott Karp）的blogger公开承认，他已完全放弃了读书。“这是咋了？”卡普写道，“我在大学时主修文学，一度是个大书虫。”他力图找到原因。但与其说是在网上读的太多，不如说是阅读的方式已经改变。“我到底只是求个方便，还是我‘思考’的方式变了呢？”
长期在密歇根医学院任教的布鲁斯·弗里德曼（Bruce Friedman），今年早些时候也在自己的blog上写到互联网如何改变了他的思维习惯。“现在我已几乎完全丧失了阅读稍长些文章的能力，不管是在网上，还是在纸上。”他在电话里告诉卡尔，他的思维呈现出一种“碎读”（staccato）特性，源自上网快速浏览多方短文的习惯。“我再也读不了《战争与和平》了。”弗里德曼承认，“我失去了这个本事。即便是一篇blog，哪怕超过了三、四段，也难以下咽。我瞅一眼就跑。”
伦敦大学学院以五年时间，做了一个网络研读习惯的研究。学者们以两个学术网站为对象——它们均提供电子期刊、电子书及其他文字信息的在线阅读，分析它们的浏览纪录，结果发现，读者好比“一掠而过”，忙于一篇又一篇地浏览，且极少回看已经访问过的文章。他们打开一篇文章或一本书，通常读上一两页，便“蹦”到另一个地方去了。有时他们会把文章保存下来，但没有证据显示他们日后确曾回头再读。
报告说：“很明显，用户们不是在以传统方式进行在线阅读，相反，一种新‘阅读’方式的迹象已经出现：用户们在标题、内容页和摘要之间进行着一视同仁的‘海量浏览’，以求快速得到结果。这几乎可被视为：他们上网正是为了回避传统意义上的阅读。”
互联网改变的不仅是我们的阅读方式，或许还有我们的思维方式，甚至我们的自我。塔夫茨大学的心理学家、《普鲁斯特与鱿鱼：阅读思维的科学与故事》（Proust and the Squid:The Story and Science of the Reading Brain）一书作者玛雅妮·沃尔夫（Maryanne Wolf）说：“我们并非只由阅读的内容定义，我们也被我们阅读的方式所定义。”她担心，将“效率”和“直接”置于一切之上的新阅读风格，或会减低我们进行深度阅读的能力。几百年前的印刷术，令阅读长且复杂的作品成为家常之事，如今的互联网技术莫非使它退回了又短又简单的中世纪？沃尔夫说，上网阅读时，我们充其量只是一台“信息解码器”，而我们专注地进行深度阅读时所形成的那种理解文本的能力、那种丰富的精神联想，在很大程度上都流失掉了。
沃尔夫认为，阅读并非人类与生俱来的技巧，不像说话那样融于我们的基因。我们得训练自己的大脑，让它学会如何将我们所看到的字符译解成自己可以理解的语言。
1882年，尼采买了台打字机。此时的他，视力下降的厉害，盯着纸看的时间长了，他会感到十分痛苦而疲劳，动不动头疼得要死，他担心会被迫停止写作。但打字机救了他。他终于熟能生巧，闭着眼睛也能打字——盲打。然而，新机器也使其作品的风格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的一个作曲家朋友为此写信给他，还说自己写曲子时，风格经常因纸和笔的特性不同而改变。
“您说得对，”尼采复信道，“我们的写作工具渗入了我们思想的形成。”德国媒体学者弗里德里希·基特勒则认为，改用打字机后，尼采的文风“从争辩变成了格言，从思索变成了一语双关，从繁琐论证变成了电报式的风格”。
卡尔引用神经学家的观点，证明成年人的大脑仍然颇具可塑性，而历史上机械钟表和地图的发明，同样说明了人类如何因此改变了对时间与空间的思维。互联网正是今日的钟表与地图。
网络的影响远远超出了电脑屏幕的界限。当人们的思维方式适应了互联网媒体的大拼盘范式后，传统媒体也会做出改变，以迎合读者或观众的新愿望。电视节目加入了滚动字幕和不断跳出的小广告，报刊则缩短其文章的长度，引入一小块一小块的摘要，在版面上堆砌各种易于浏览的零碎信息。今年3月，《纽约时报》便决定将其第2和第3版改为内容精粹，以使忙碌的读者可以快速“品尝”新闻。
“没有哪种沟通系统能像互联网今日所为这样，在我们的生活中发挥如此众多的作用——或者对我们的思维模式产生了如此广泛的影响。”卡尔写道。
Google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说，该公司致力于将“一切系统化”。Google还宣布，其使命是“将全世界的信息组织起来，使之随处可得，并且有用。”通过开发“完美的搜索引擎，”让它能够“准确领会你的意图，并精确地回馈给你所要的东西”。问题是，它会使我们越变越蠢吗？
“我感觉得到。我感觉得到。”卡尔最后说，库布里克黑色预言的实质在于：当我们依赖电脑作为理解世界的媒介时，它就会成为我们自己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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