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当前出版改革若干问题的思考
蔡翔
一、当前出版业改革的竞争首先是体制的竞争
1．问题、机遇与挑战
目前，许多出版社在经营管理与运行机制方面普遍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如：平庸选题居高不下；发行瓶颈十分突出；部门之间的协调性不强；管理的制度化较弱；干部能上不能下，人员能进不能出；工资、奖金的分配，不仅存在着结构性的不合理，而且与劳动力价格的市场形成机制脱节；整体上，职工的积极性不高，潜力未能充分发挥出来；增长太慢，很难实现跨越式的发展，等等。所有这些问题，从根本上说，带有全局性、深层次性和结构性，在既有的体制与结构不变的情况下，单纯地依靠加强管理，或对机制进行修补，是解决不了的。
有问题并不可怕。邓小平同志说，发展是硬道理，解决中国所有的问题要靠自己的发展。出版社也不例外。当前，我们面临的大环境是，加入WTO以后，国家对包括图书在内的文化产品，在短时期内，对内对外逐渐开放零售和批发市场。放开了图书的销售市场，事实上在相当程度上也就开放了图书的出版市场。国外的出版社，许多有着上百年的历史，在品牌、资金、管理经验上都有着绝对的优势。在它们日益向中国出版大门迈进的时候，我们这些稚嫩的同行们，当然能够感受到危机。
危机与机遇常常是一对孪生儿。问题是，你能不能面对危机，抓住机遇，接受挑战。不少有识之士认为，国家对出版业能起到作用的政策性保护期，最多也就三五年的时间，这三五年是中国出版业市场份额重新洗牌的关键期，长大的时机也就在这三五年的时间。目前，各出版社都忙着各式各样的改革，不少出版社的改革已经向深层次发展，上升的速度惊人。譬如，轻工业出版社几年前改制时的规模也就几千万码洋，经过三五年的发展，现在已经达到三四个亿的规模。
2．突破体制，获得优势
近年来，国家把体制创新放在一个非常突出的位置。这是因为，我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已经到了这一步，过去在计划经济下形成的许多体制，如今在市场经济中已越来越成为影响生产力的严重障碍。通过体制创新，突破影响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这不仅是我国经济改革的重点，也是出版业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应该做的一件实事。
大家知道，出版社是最适宜产业化经营的事业单位之一，但由于种种原因，如今出版社在走产业化的道路上，遇到的体制性障碍却更为严重。一方面，出版社为了生存和发展，已经踏上了市场经济环境下的产业化道路，这是一条不归路，必须坚定地走下去；另一方面，出版社既有的体制仍然是在计划经济时代事业单位的东西，其别扭和矛盾可想而知。由于体制上的限制，许多在产业经济中自然、合理和科学的管理办法，在出版社难以使用。
譬如，只有人员能进能出，才能谈得上合理配置人力资源。在规范的企业公司中，看似家常便饭式的裁员、招聘等管理手段，在我们出版社几乎比登天还难。再如，企业可以通过外部收购、兼并迅速做大，在某领域获得竞争优势；或者快速进入某一行业。目前我们的出版业的确存在这样的机会，但还是由于体制方面的限制，眼睁睁看着，谁也做不了。还有，在知识经济时代，人才对于企业的发展比任何时候都显得重要。许多公司、企业为了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已经不再是单纯地采用高薪政策，而是在年薪制的基础上，再给予员工持股和股票期权奖励，让他们有创业的感觉，与企业共同成长。但这在旧体制的出版社却很难做到。
总之，21世纪中国出版业的第一波竞争，首先是体制的竞争。谁能率先突破体制性的障碍，获得体制先行优势，谁就抓住了最好的机遇，赢得了最大的发展空间，谁就可能率先发展壮大成为产业领导者，其地位将在极长的时间内不可动摇。
二、公司化、股份制是现代企业发展的惟一选择
既然出版业也是产业经济的一部分，那么其体制创新的方向也必然是建立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公司化、股份制是现代企业发展的惟一选择。
早在四五年前，出版界就有先行者做了一些积极的试验，如今已有星火燎原之势。有中外合资、切块改制的，有收购社外文化公司、工作室做成若干个控股公司的，还有的干脆将原来的编辑室一个个直接注册登记为股份制公司，等等。出版社保留图书的选题审批权和内容终审权，其余的图书生产经营权下放给公司运作。出版社与公司之间是母子关系，出版社除了对公司有绝对的选题审批权和内容终审权外，对公司的管理与其他行业没有什么不同。
比如通过董事会，出版社对公司总经理的任免和考核行使决策权；通过董事会，出版社对公司的宏观发展战略以及一些重大经营决策进行指导；出版社可以根据公司章程，直接派人或通过中介机构对公司的经营管理进行监督，等等。对于公司而言，除了没有绝对的图书选题决定权和内容终审权之外，与其他公司没有什么不同。作为一个独立的法人经济实体，它可以依据《公司法》以及公事章程，享有一系列独立经营自主权，自觉接受董事会的指导和监督，负有为股东的利益最大化和为其利益相关者创造价值的责任。
出版社可根据自身的特点，选择三种方式中的一种进行改造：(1)一步到位，公司化、股份制(同轻工社的模式有点靠近)；(2)预备到位，事业部制(同人民大学社、华夏社模式)，这是一种模拟公司制，以策划为中心、编印一体、责权利相统一的事业部只是一种过渡；(3)中间方案，即两条腿走路，公司股份制与事业部制同步进行，先按事业部改，等它们成熟壮大时，再一个个转化为公司(同外研社模式有点像)。
三、走产业化和集团化道路
“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原则”是近年来我们一直恪守的出版方针。与过去的“只要不是坏书，什么赚钱出什么”的策略相比，今天我们在坚持以图书生产的两个效益为中心的同时，应当更自觉、更主动地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宏观的战略定位上，我们首先考虑的是要把我们的优势与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需求结合起来，这既是我们自觉遵守国家的方针政策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我们发展壮大市场的机会所在。另一方面，在具体的图书生产经营中，严把选题和终审两头关。能够做到这两点，也就说明我们能够把握住出版产业的特殊性。除此之外，它与其他产业中的企业没什么区别。必须在市场经济中，自觉遵循产业经济发展的规律，以市场为导向，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企业的目的不是别的(纸令、码洋)，而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如果说出版社是事业单位，那么，它应该是最适宜产业化经营的部门之一。过去，我们对出版业的特殊性说得过多，也过于宽泛和模糊，而对其产业属性的认识不足。现在看来，这一观念必须转变。
要在产业化的道路上发展、做大，集团化是必由之路。尤其是在现代产业组织中，今后只有巨型企业集团，很难有巨型企业。囿于一个企业之中很难做大，出版业因其知识和智力密集型的产业特点就更是如此。什么叫“企业集团”呢?就是以资本为纽带，由多个相对独立的企业法人实体联合而成的大型企业组织。出版社要想发展，首先必须在观念上突破一个出版社的思维框框，要有多个出版社联合而成出版集团的构想，这一点对于我们思考自身的发展非常重要，应当旗帜鲜明地将集团化的构想摆在我们思考其他问题的前面。根据国内外集团化的经验，集团化的方式很多，比如，既有外部的联合、兼并、收购式的，也有内部分解裂变式的；有纵向一体化的，也有横向联合的，更有多角化的。
四、确保新机制运行的两个关键
1．人事制度改革
企业发展需要人才，人才已成为愈来愈重要的一种生产要素，出版业表现得尤为突出。譬如高校出版社，是一个人才济济的地方，我们还背靠学校这么一个充满生机的、庞大的资源库，完全有可能及时、合理地配置人力资源。国家对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的指导思想是“全面推行聘用制度”，变国家用人为单位用人，实现事业单位人事管理由身份管理向岗位管理的转变。单位自主用人，人员自主择业。按照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单位与个人之间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通过签订聘用合同确定人事关系。
全面推行聘用制度，是我国事业单位人事制度的一次根本转变。“国家用人、身份管理”与“单位用人、岗位管理”在用人机制上有着本质的不同。前者是一种不平等的人事关系：个人依附于单位，单位对个人负终身的责任。这势必造成该出的出不去，该进的进不来，因人设岗，人浮于事。与其说“不让一个职工掉队”是一种文化，倒不如说真的是无奈。实行新的聘用制度，单位与个人之间签订劳动合同，就是重新确立一种平等的人事关系：单位根据事业发展的需要，可以聘用人，也可以解聘人。同样，个人结合自身的特点和需求，可以应聘，也可以辞聘。单位自主用人，个人自主择业。
妥善安置未聘人员是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能否顺利进行的关键环节。因此，建立规范的解辞聘制度，疏通人员出口渠道就十分重要。本着“先挖渠、后发流”的原则，人员出口的可能渠道主要有：①单位内部部门之间、岗位之间的合理流动；②单位出面兴办新的产业(一定要是有限责任公司)吸纳；③放进人才交流中心托管；④社会上其他行业、单位聘用；⑤个人创业：⑥提前退休。
2.工资分配制度的改革
每次改革，工资分配制度的变化都备受关注，它既与职工的切身利益直接相关，也是出版社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和吸引优秀人才的关键。工资分配制度改革的依据和指导思想是：充分利用国家政策空间，结合出版社自身的情况，遵循劳动力价格的市场形成机制，在集体协商和公开透明的原则下，以改革的精神，制定工资分配制度。
作为一种规范和制度，首先我们要坚持工资收入总额与经济效益挂钩，确定一个分配比例，即把毛利润总额中的多少用于职工收入分配。根据行业特点、企业再发展以及劳动力的市场价格等多方面因素，出版业的这一比例应在50％～80％之间。要突破现有工资体系，实行岗位等级工资制，向优秀人才和关键岗位倾斜。
总之，改革是一项艰苦、复杂的工程，它首先需要我们认清形势，转变观念。但人的认识是不可能完全一致的，因此，需要我们做许多耐心、细致的工作。改革本身又是一场革命，它不可避免地要对过去不合理的权力、利益关系进行调整，因此阻力在所难免，这就需要我们拿出足够的勇气和决心。
来源：人民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