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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改革纪实（下）
有序推进：保证导向不动摇
金鑫 马国仓 孙京平
观察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中国出版业的改革进程，一个焦点问题逐渐浮出水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改革潮流中，如何确保党对出版企业的控制力？这是一个焦点问题，更是一个难点问题，因为它关乎改革方向，关乎文化安全。
一方面，出版企业的特殊性决定了出版社不能也绝不应该放弃对社会效益的追求；另一方面，作为一个面向市场的企业，需要追求利益的最大化，需要引人市场机制谋求生产、经营和管理的最优效率，以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如何取得二者的平衡？乃至于相互兼容、互为前提、相互促进？这无疑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同样也是出版改革进程中一道绕不过去的坎儿。
采访作为改革试点单位的上海世纪出版集团，话题自然谈到了这个问题上。但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陈昕对此似乎成竹在胸。因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的转企改制首先充分考虑到了这个出版改革的重要问题并作了精心设计。
制度安排：保证党对出版企业的控制力
从1999年组建全国第一家出版集团，到2003年的集团扩容，再到2005年的整体转制，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的改革步伐始终迈得那么扎实、稳健。这其中，坚持党对出版企业的领导始终是首先要保证的问题。
2005年11月26日，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如何建立开放多元投资条件下党的领导与公司治理结构相结合的出版企业领导体制，成为众所关注的焦点。公司董事长陈听在成立仪式上就十分明确表明了公司今后的责任与追求：进一步加强党对出版工作的领导；探索建立出版企业新的商业模式，切实转变企业的增长方式，增强发展活力、实力和竞争力，出版更多的精品力作，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
这是一项制度安排，但在这项制度安排的背后，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作了积极的探索和努力。为了保证党对意识形态阵地的领导，集团从企业选择类型、股东结构选择、治理结构安排、机构部门设置、运作机制设计等方面都作了具体的制度安排。比如，通过股权结构安排，保证市宣传文化主管部门对出版企业重大事项的主导权。由市委宣传文化主管部门和市国资委在组织审计、资产清查的基础上给予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国有资产经营授权，集团对股份公司行使出资人权利，处于绝对控股地位。此外，董事会中设立当然董事，由市委宣传文化国资管理部门派出，再次通过控股比例保证党对企业最高权力机构决策的影响力。
通过党委成员“双向进人、交叉任职”，形成开放多元投资条件下党的领导与法人治理结构相结合的出版企业领导体制。集团公司设立了中共党委、纪委及其工作机制。公司党委成员分别进人公司董事会及其专门委员会、监事会等各类重要决策、执行、监督机构，党委书记兼任董事长。公司党委通过其成员参加董事会及其专业委员会等重要决策机构来实现对公司各种重大经营和业务问题的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保证党对出版企业出版导向的管理权，集团在公司章程中作了特别规定，即董事会专设编辑政策委员会，承担日常性的全集团重要编辑政策的指定和重大出版项目的决策。董事会当然董事为编辑政策委员会的当然委员，且保证当然董事占委员会人数的一半以上，在委员会议事程序中规定对有争议议题采取50%以上简单多数投票决定制度。设置这一制度，目的是可以保证中央和市委关于出版导向的要求，通过公司领导层对出版单位的导向加以掌控和贯彻。此外，在企业各级负责人考核指标中，也都列人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两方面的内容。
肩负职责：不忘文化建设的使命
在把握出版改革与保障党对出版工作领导的关系的同时，出版改革过程中还应该注意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把握好出版改革和出好书的关系。
改革七年多来，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在文化体制改革中，始终强调这样一个观点—任何形式的改革，最终目的是进一步增强发展活力、实力和竞争力，更好地肩负起出版集团文化建设的责任。据悉，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后，．集团公司已将自己的使命定为：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通过我们的选择，提供能够创造或增加价值的内容和阅读体验；通过我们的整理，传播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通过我们的服务，与读者形成良性互动，从而努力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文化脊梁。
为此，集团公司建立起了一套符合现代企业制度和出版组织发展规律要求的制度规范，在运作过程中较好地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结合了起来。比如通过编委会制度、考核办法、用人制度、培训教育等机制的设立，严格把握出书导向，出版了一大批深受人民群众欢迎的图书，而没有出过一本导向出现问题的图书。
以刚刚过去的2005年为例，这是完成“十五”出版计划的最后一年，集团所属各出版单位团结拼搏，集中力量出版了一大批学术质量一流、承载文化积累、体现文化创造的重要读物。其中列人国家“十五”重点出版规划的有教育社的《古文字话林》（14卷）、《21世纪数学教育探索丛书》（4种），辞书社的《大辞海》（4卷），科技社的《彩图科技百科全书》(5卷），汉大社的《中国典故大词典》，古籍社的《俄藏敦煌艺术品（6)》，人民社的《中国社会史丛书•家族系列》(5种），科教社的《竺可祯全集》（5卷一7卷）等，在社会上引起了热烈的反响，社会和学术界也纷纷给予高度评价。其中，《古文字话林》受到了市委宣传部的通令嘉奖，市委领导称之为“上海市文化建设新的标志性工程”；“世纪人文系列丛书”出版了2批，共计111种，这些成果，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集团努力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文化脊梁的追求。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集团在大众图书市场的畅销书出版中继续保持强势，不断出现的市场热点，展示了集团图书生产发行推广营销机制的活力。《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三个版本总计发货逾百万册，在开卷图书市场研究所文学类畅销图书排行榜连续11个月上榜；人民社的《碎脸》发货11万册；少儿社的“奥特曼”系列发货近10万册；译文社的克兰西的军事题材小说发货7万册、村上春树的《天黑之后》发货10万册。此外，由于推广活动得力，一些畅销书更是出现了长销书的势头，如文景公司的《达•芬奇密码》今年累计销售60万册，总印数近100万册，在榜总时间超过21个月；译文社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和《挪威的森林》累计发货分别达到30多万册和40多万册……
来自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的实践表明，出版领域的改革是一次深刻的革命性变革，在这样的变革中，改革，既能保证党的领导，也能保证出版导向；改革，还能让我们欣喜地看到，它所释放出的先进文化生产力的生机和活力！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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