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快报】专题策划执行人钟刚：为什么我要去问那么多？
     做文化记者以来，我经常会接到外地区号打头的电话，对我，对方大多会以老师相称，然后就是询问是否有连载版，能否刊发书讯，这样的电话几乎全部来自北京、上海、南京等城市，反而我所熟悉的广州，却并不见动静。

　　我不禁会思考，广州出版到底怎么样？作为一个图书销售成绩颇为可观、外地出版机构相当重视的城市，自己的出版业却显得相当沉寂，那么，原因在哪里？ [详细内容]
【第一问】沈育明：羊城书展每年亏钱，但一定要办下去
     我们作为承办方，政府对书展很支持，但是在操作过程中实际上是按市场走的，在目前条件下走得还比较艰难，我们也有很大的压力。每年我们是要往书展贴钱的，如果在请名人上再增加开支，请一个人的开支就在几万，如果要请十几人，我们的负担可能就会更重。如果因为贴得太多而损伤企业的发展，这对于员工也是不负责的行为，对羊城书展的长远发展也并不一定是好事。 [详细内容]
【第二问】陈侗：我不要在广州出版我的任何东西
     ●广东的文化优势是报业，劣势是出版和电视，刚好和湖南相反。我不要在广州出版我的任何东西，广州也没有人想过要和我有出版上的合作，我认为这样很好。

　　●广州的出版不景气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广东不靠出版作为经济支柱，出版在这里只是一种摆设，有就行了，没有人在意它。 [详细内容]
【第三问】符马活：在广州做书，我感到力不从心
     ●我在广州做书感觉到力不从心，这一点是非常可怕的。往往你想做好一个选题，想找一拨人来写或者参与策划，你往往找不到一个得力的人帮你来完成。

　　●现在市场上很多畅销书，我看了都会觉得恶心，但是我知道这个书在市场上肯定可以卖得好，我觉得这个书可以给我带来经济效应，有时候也会昧着良心去做一些书，尽管我知道这个书不太好。 [详细内容]
【第四问】丹飞：我想做一个出版人沙龙
     ●广东出版业可能会面临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你去开一个工厂，利润肯定比你做出版高，在图书出版之外，你会有很多种替代方式。

　　●尽管广州的媒体与北京相比毫不逊色，但是在文化这块上是比北京弱很多，媒体和出版社之间没有建立起比较良好的生态。 [详细内容]
【第五问】杨克：《中国新诗年鉴》的价值多年后会更明晰
     ●从总量来说，广州出版还是可以称道的，这一点不能忽略不谈，但是广州的出版对有学术价值和艺术价值的图书投入的热情还不太够，比如我自己的诗集，漓江出版社出过，重庆出版社给我出过，但是在广东从来没有出过我的一本诗集。

　　●新诗年鉴和民刊的存在对广州、乃至中国诗歌的发展应该都是有很积极的推动作用，国外很多汉学家研究中国新诗，主要还是通过我们的年鉴，也许时间越是往后，《中国新诗年... [详细内容]
【第六问】陈定方：我有时也会有做出版的冲动
     ●出版是一个需要创新的东西，而广州好像在这一点上没有那样的氛围。出实用性的东西吧，好像也不差我们去做了，所以我们暂时没有涉足出版的打算。

　　●粤版书中有两三个出版社的书在学而优还是有一些销量的，但大部分销量很少，可能是品类上不同造成的。广州出得比较多的还是实用性图书，而学而优的重点不在这里。 [详细内容]
【第七问】钟洁玲：广州出版比不上别人跟做教材有关
     ●出版社带有赌博的性质，期望在一百多个选题中能够有几种卖好。他们也不去做调研，这一类书起印数也很低，带有试一试的想法，万一赚钱了也很少，比如一本书赚一千元钱，做二十本书就把两万元钱赚回来了，就是用一种比较消极的方式来做出版。

　　●广州出版比不上别人，我觉得有和这么多年教材的支撑有关系。 [详细内容]
【第八问】赵泓：广州出版界急功近利散兵游勇
     ●我觉得广州出版业要实现突破的话，首先要结束散兵游勇式的拼杀。出版社本来力量就弱，每个编辑又各自为政，哪能创出什么品牌，做成什么大事。

　　●加强粤港两地的出版合作是有必要的，但将出版双城作为广州出版的一条出路，不可寄予太多的期望，因为两地出版地位并不处于强势。 [详细内容]
【第九问】缺席者：广州出版形势一片大好
     这是一个虚拟的采访，尽管很多对话是在电话中已经发生，但是，这不是我和一个人之间，缺席者有很多人。他们为什么缺席？他们是广州出版界的失踪者吗？我想他们的不敢说，不愿说，背后一定有“故事”。而读者洛烨也注意到了这点，甚至他认为不仅仅是被采访对象的缺席，甚至提问者和回答者都是缺席的。 [详细内容]
【第十问】读者
张勇：谈人才为什么外流
     很多图书公司的老板，就喜欢采用制造业的管理模式，千方百计要减轻自己的负担，压缩他们的收入。希望通过这种方式降低企业成本，提高企业利润，但事实上，这只能造成一种双输的结果，不仅对编辑没有任何好处，对自己公司的长远发展也是有害无益。 [详细内容]
【第十问】读者
钟致存：体制不活，出版必死
     如果自己手中有源源不断的蛋糕，大多数人应该不会还跑过去为买几块蛋糕吃苦受累，在广州出版界，目前就是这样的情况，钟洁玲在文章中提到项目制改革，这无疑是一条新路子，但是，对广州出版界的改革最为重要的还是把他们的蛋糕进行切割。 [详细内容]
【第十问】读者
小黄：不能骂完就闪人
     百问系列一直营造出的是对广州出版批评的阵势，批评当然能刺激稍显沉闷的出版界，并且大家已经好久都不谈论这样的话题了，但是，刺激之后也应当有相应的工作跟进。报纸也不能批评完就了事，如果期望将这个专题进一步做深、做透，其实还有很多事情可做。 [详细内容]
【回应一】从五个专访中我看到了五个关键词
     关键词之一沈育明或书展之惑：领导是保姆？关键词之二陈侗或趣味，难得相安无事陈侗先生保持了难得的自省。关键词之三符马活或饭局，北京书商模式萦绕在符马活话里话外的是北京梦想。关键词之四丹飞或做活，让作品说话把自己做活，而不是把别人做死，是我对出版从业人员的忠告。关键词之五杨克或体制外活力在民营诗歌是冷门，杨克先生以及广州一些出版人坚持做这么一件冷门的事儿，这本身就值得钦佩。 [详细内容]
【回应二】广州出版人都死在机制里了
     这个专题挺有意思，但它注定是失败的，这种失败是表现在它的关注热度上，广州人不会谈论出版这个话题，广州人不需要谈这个，就算是出版社里工作的人员，他们也不会关心他们的职业。广州出版界的人才都死了，死在他们单位的出版机制里，死得像一块废铁，谁敢说废铁没用呢？我对广州的出版界是失望的，因为它的办公室里坐着一大群闲杂人员，他们没有一个为这个图书市场尽过一份力量，他们活在自己的安逸生活里，没有了自己的追求。 [详细内容]
【回应三】提问者和回答者都在缺位
     我关注“百问广州出版”也有一段时间了，广州出版——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选题，选题采用一种访谈的形式从不同角度对广州出版业做了系列评价，访谈是一种对话，需要对话双方的在位，任何一方的缺位，都会给访谈带来致命的损伤。不幸的是这个访谈给我的感觉是无论提问者还是回答者，都在缺位。提问者的缺位在于记者的追问流连于与北京比较、小众化的引导，缺乏对大盘情况的把握，并在此基础上追问。回答者的缺位尤为明显，无疑，被采访的几个对象都是优秀的出版人，不过对病态的广州出版，并没有能力去把准脉。 [详细内容]
【结语】广州出版的大问号
     越来越少读到粤版书，看到广州众多出版社的存在却并没有不断地拿出好书，毕竟让人感到有些失落，一个率先出版过王小波作品、首创旅行行知书系列的城市，突然之间的沉寂，也会让人对其中的原因产生探究的兴趣，而这个专题应当就是抱着这样的好奇进行的。
　　就像网友在博客中所述，“百问广州出版”系列也许找不到答案，或者说大家也并没刻意去找答案，而是将这样一个多层面的探讨呈现出来，即使普通读者通过这个呈现对广州出版增多了了解，其实就已经够了，如果有出版人能够从同行的访问中受到启发，那当然更叫人高兴。 [详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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