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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振省：深入推进出版改革，促进出版发展
一、2004年中国版业发展基本状况
在2004－2005年，中国出版业整体形势发展比较良好。在经济发展势头出现较热状态下，各产业价格指数上涨明显，出版业的发展也呈现出活跃增长的势头。年初的首都图书订货会、年中举行的全国书市和秋季举行的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均取得了非常好的业绩。此外，企业化改革试点工作继续推进并取得实质性进展，民营书业企业获得较快发展。
从发展数据看，2004年全国573家出版社共出版了208294种图书，总印数为64.13亿册，总定价为592.89亿元。与上年相比，图书品种增长9.4％，总印数下降3.8％，定价总金额增长5.5％。
2004年，全国共有出版物发行网点139150处。其中国有书店和国有发行网点11665处；供销社发行网点4265处；出版社自办发行网点549处；文化、教育、广电、邮政系统发行网点13718处；二级民营批发网点4687处；集个体零售网点104266处。2004年全国图书发行业总销售156.1亿册，总销售金额1131.35亿元，纯销售67.06亿册（张份盒）、486.02亿元。与上年相比数量下降1.32％，金额增长5.28％。在库存方面，全国新华书店系统、出版社自办发行单位年末库存41.64亿册、449.13亿元，与上年相比数量增长8.04％，金额增长11.9％。
在期刊出版方面，2004年全国共出版期刊9490种，总印数28.35亿册，定价总金额129.91亿元，与上年相比种数增长4.58％，总印数下降3.82％，定价总金额增长1.81％。
在报纸出版方面，2004年全国共出版报纸1922种，总印数402.4亿份，定价总金额252.66亿元。与上年相比，种数下降9.3％，总印数增长5.03％，定价总金额增长5.3％。
在音像制品及电子出版物方面，2004年全国共有音像制品出版单位320家，电子出版物出版单位162家。全国共出版录音制品15406种，出版数量2.06亿盒（张），发行数量1.72亿盒（张），发行总金额11.29亿元。与上年相比，品种增长15.55％，出版数量下降6.36％，发行数量下降12.24％，发行总金额下降14.79％。全国共出版录像制品18917种，出版数量3.62亿盒（张），发行数量2.45亿盒（张），发行总金额13.81亿元。与上年相比品种增长27.04％，出版数量增长2.26％，发行数量下降5.77％，发行总金额下降3.42％。全国共出版电子出版物6081种、14788.66万张。与上年相比品种增长22.58％，数量增长58.66％。
在出版物进出口方面，2004年全国图书、报纸、期刊累计出口88.99万种次、767.96万册、2546.23万美元，与上年相比种次下降17.43％，数量增长0.25％，金额增长9.26％。2004年全国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累计出口4万种次、127.67万盒、220万美元，与上年相比种次下降68.02％，数量下降3.81％，金额增长58.48％。2004年全国图书、报纸、期刊累计进口65.20万种次、1974.89万册、16254.93万美元，与上年相比种次下降5.6％，数量增长5.19％，金额增长11.27％。2004年全国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累计进口2972种次、63.34万盒（张）、2136万美元。与上年相比种次下降70.8％，数量下降39.1％，金额下降6％。
在版权贸易方面，2004年全国共引进出版物版权11746种，其中图书10040种，期刊411种，录音制品331种，录像制品159种，电子出版物143种。2004年全国共输出出版物版权1362种，其中图书1314种，录音制品4种，录像制品4种，电子出版物39种。
在2004年，图书发行业的批发环节开始向民营书业开放，带来民营图书发行业投资十分活跃，国有新华书店的股份制改造和连锁经营也在全面推进，外资进入出版物市场渐成气候。这些方面都促使图书发行业进入新一轮高速发展时期，并带来图书发行市场规模的较大扩张。
二、2004年出版业改革发展新进展
（一）文化改革成为国家新一轮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2004年是出版业体制改革进展十分迅速的一年，国家有关文化体制改革的政策获得巨大的推进，有力地推动了出版业的改革和发展。
2003年6月，中央文化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召开会议，正式宣布全国文化体制改革进入试点阶段，并确定了21个新闻出版企事业单位为全国文化体制改革的试点单位。其中包括2家出版社、5家出版集团、6 家发行集团等。经过半年多的酝酿，进入2004年以后，各试点单位的改革方案逐渐进入实施阶段。
出版体制改革可谓酝酿已久。2001年8月，中央“两办”就发出《关于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改革的通知》的17号文件，对新闻出版业和广播影视业改革问题进行布置。2002年7月29日中央“两办”又发布了16号文件，再次对文化改革进行全面部署，提出了加大集团化建设，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加快市场流通体制的改革和加快文化机构内部改革四大核心任务。
2003年12月31日，国务院再一次颁发了《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中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规定（试行）》和《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中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的规定（试行）》。文件就全国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中的有关政策，从财政税收、投资和融资、资产处置、工商管理、价格等方面，做出了适用于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单位和试点地区的具体政策规定，还从国有文化资产授权经营、资产处置、收入分配、社会保障、人员分流安置、财政税收、法人登记等方面，做出了适用于转制单位的若干政策规定。105号文是在2003年最后一天发出的。这份文件在开放力度和对文化试点单位的优惠程度上，都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并吹响了2004年出版体制改革的号角。
（二）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和政企分开全面推进
2004年的出版改革中，政府宏观管理体制改革首当其冲。其中又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和政企分开为主要内容。
审批制是中国新闻出版管理的重要方式，在新闻出版行政管理中占有重要的位置。2004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的实施，对政府的行政审批项目提出了非常严格的要求。为了适应这一新形势，新闻出版总署从2001年开始，就多次对新闻出版行政审批项目进行了清理。废除了一大批不再适合的行政审批项目。其中2001年取消101项，2002年取消5项，2003年取消125项，2004年再次取消19项、下放5项。累计清理行政审批254项。此外，新闻出版总署又于2004年6月18日发布23、24、25号令，要求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7月15日，新闻出版总署发布第一号公告，公布36项行政许可事项，包括设立图书、音像、电子出版物出版单位的审批，报纸、期刊创办的审批等。行政审批项目的减少，意味着政府管理方式和职能的转变，标志着新闻出版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
在政企分开方面，广东省新闻出版局是一个典型。按照中国政府加入WTO的承诺，从2004年12月10日起，文化市场开始对国外资本开放。而此时我们的出版业却仍未脱离计划体制。管理上，长期政企不分，各省新闻出版局属下的出版社作为“裁判员”的“亲儿子”，在政策、资金和选题审上得天独厚，而在各级新闻出版局的精心“呵护”下，出版所必须的资金、人才、政策等要素难以有效流动，活力被限制，出版社难以做大做强。在2003年6月中央将广东确定为全国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单位和地区以后，广东省在2004年全面推进了政企分开的试点工作。
2004年2月21日，广东省新闻出版局在春节后召开第一次党组会议，决定将局直管的13家企事业单位以及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公司的国家股，连同这14家单位的党组织关系、干部管理关系一并划归广东省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之后集团整体转制为国有独资公司并授权经营国有资产。政企分开后，省出版集团作为独立的市场竞争主体，依法开展经营活动；省新闻出版局则作为政府职能部门，依法实施行业管理，发挥和履行政策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政企不分的出版管理格局在广东终结。
政企分开后，政府加强了服务社会的职能，开拓了管理的空间。新闻出版局则把规范市场秩序、严厉打击非法出版作为重要职责。从当年3月开始，全省有关部门出动了2万人次，查处非法出版物353万册、非法光盘45万张，有力净化了广东文化市场，为守法经营的企业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竞争环境。6月，广东省新闻出版局又将6项印刷和发行的审批权下放到地市新闻出版局，提出建立“珠三角国际性印刷基地”和“粤东全国光盘生产基地”，把广东建设成南方最大出版物集散地的新思路。
2004年12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刘云山的提议下，广东省新闻出版局被邀请在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典型经验交流会上发言，广东出版体制改革得到了认可。
（三）出版单位企业化改制获得实质性进展
中国出版集团在2004年被作为第一批企业化转制改革试点单位。作为中国最高级别的出版集团，中国出版集团包括人民文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和新华书店总店、中国出版对外贸易总公司、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在内的13家国内最具影响力的出版社和发行企业。但是，成立之初，集团仍然定性为事业单位，实行企业化管理。国务院2004年4月5日正式下文，批准中国出版集团改制为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为了顺利实行企业化转制，中国出版集团早就开始着手进行相关准备。从2003年10月开始，他们便聘请了几家会计师事务所联合对集团的家底进行清产核资。随着国务院的批文下达，集团改制的具体运作工作全面展开，首先办理了有关企业法人登记的一系列手续。国务院作为出资人，授权财政部监管，中国出版集团对其下属的公司行使出资人权利。
在新的转制改革方案中，最引人注目的不仅仅是集团的企业性质得到确认，人民出版社作为事业单位，也重新被从集团中划分出来，回归到新闻出版总署管辖。这体现了将出版单位按公益型事业和经营性企业进行分类改革的总体思路。
中国出版集团的成功改制，为其他出版集团乃至出版社的企业化转制提供了一个参考样本。出版体制改革试点单位之一的另一家出版集团中国科学出版集团转制为企业的工作在2005年同样获得重大进展。
中国科学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经过一年多的筹备，即将成立。为配合集团公司在工商部门进行注册，集团公司第一届党组第一次会议及第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05年4月29日在科学出版社召开。科学出版社社长汪继祥在会上作了关于中国科学出版集团试点工作的工作汇报。
在转制工作的进展方面，第一，出版集团核心企业——科学出版社已经完成清产核资工作，清产核资结果于2004年12月30日得到了国家国有资产管理与监督委员会的确认；2005年4月14日，取得了科学出版社所在地——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的房屋所有权证，这为下一步科学出版社房地产评估奠定了基础。第二，2005年1月12日国务院正式批准《关于中国科学出版集团转制后公司名称冠以“中国”字样的请示》。3月15日，中国科学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名称得到国家工商总局的预核准；4月21日，新闻出版总署正式批准中国科学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经营范围。第三， 3月16日中国科学院企业党组发文任命集团公司党组成员，并推荐集团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成员名单及总经理人选。
出版集团已经制定完成《中国科学出版集团转制社会保障实施细则”》并上报中国科学院审批。科学出版社全体员工已于2005年1月起加入北京市社会医疗保险。出版集团成员单位——中国科学杂志社于3月21日同施普林格出版社签定期刊合作出版协议。这标志着代表我国自然科学领域最高学术水平的学术期刊——《中国科学》、《科学通报》在走向国际化的道路上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通过双方的合作，两刊将纳入SpringerLink网络平台，扩大海外发行，提升品牌形象，促进我国学术期刊的国际化。
2004年9月，广东省出版集团整体转制和国资经营授权基本完成，成为广东省第一家实现整体转制和国有资产授权的文化集团。广东省出版集团整体转制为国有独资的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并授权省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对省出版集团内所属成员单位占用的经营性国有资产和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国家股行使出资人权利，依法实施经营、管理和监督，承担保值增值责任。广东省出版集团整体转制实行分两步走的方针：第一步，通过集团整体转制为国有独资的集团公司。第二步，再利用两年左右的时间，探索建立集团公司实行股份制的组织形态和运行模式。按照“盘活存量资产，吸收增量投入”的思路，将集团公司及所属子公司的大部分具有市场竞争力和良好成长性的经营性资产剥离出来，引入大型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国有企业集团等战略投资者，在保证集团公司绝对控股的前提下，共同发起成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在条件成熟后申请上市。
2005年11月17日，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正式宣告完成从经营性事业单位向企业的转变，改为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成为国内出版领域第一家股份有限公司。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由世纪出版集团与上海大盛资产有限公司、精文投资公司、联和投资有限公司、东方网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出版联合集团等国有投资主体共同拥有。在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内部管理和制度创新等方面，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都有显著进展和突破。作为全国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单位，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的整体转企改制工作始于2003年6月。该集团旗下拥有13家图书出版单位、44种杂志和5份报纸、24家下属单位，年出版图书8000余种，造货总码洋17亿元。
2005年11月29日，安徽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在合肥挂牌。此外，人民邮电出版社、辽宁出版集团、吉林出版集团等改革试点单位转制为企业的工作也不同程度取得重大进展，正在全面推进之中。
（四）发行集团股份制改造全面推进
在出版集团进行企业化转制的时候，发行集团的改革，则已经深入到股份制改造的阶段。
早在2002年，新闻出版总署就下发了《关于印发＜关于新华书店发行集团股份制改造的若干意见＞的通知》，通知要求新华书店积极推进股份制改造，并在三年内完成这一工作。但由于许多问题悬而未决，一直没有得到实质性的进展。2004年，这一进程明显提速。
2003年7月，四川新华书店集团国资授权和改制就拉开了帷幕。按照四川省委办公厅下发的有关文件，四川新华发行集团提出按股份制的方式对省内112个市、县新华书店进行整合，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和集团化运行体制。按照原定计划，这个改制工作分三步进行：第一步分流富余人员，减员增效；第二步全员转换职工国有身份，初步形成文化产业集团新的组织运行模式；第三步，实行股份制改造。
到2004年中，有关人员分流、竞聘上岗和职工身份的转变等工作已经完成，整个四川新华发行集团的7000多名在册员工中，一共分流3000多人，用了3亿资金。剩下的所有职工也全部进行了身份转换，成为集团的普通员工。第三步有关股份制改造的事宜，集团已经与多家战略投资者进行了深入接触，只等最后的谜底揭开。
四川新华书店处于等待时，上海新华书店和新华书店总店的引进资金、实施股份多元的步伐已经全面迈出。
2004年11月24日，上海新华书店股权转让案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开标，房地产企业绿地集团以3.48亿元代价接手上海新华49%股权后，成为上海新华的第一大股东。上海新华书店是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确定的7家首批试点股份制改造的发行集团之一。2004年9月，上海新华进行第一轮股权改革，进行国有股权多元化改造，上海精文投资、解放日报集团、文广集团、世纪出版集团、文艺出版总社分别以36%、34%，10%、10%、10%的比例持股。而绿地竞得的股份，正是来自于上述5家单位。转让完成后，5家国有股东共拥有上海新华51%股权。
改制后的上海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成为全国文化单位通过市场竞价转让股权进行产权改革，实现混合所有制的第一家企业。股份转让后，上海新华顺利完成第二步战略改制，从国有多元集团变为混合所有制文化企业。上海新华的最后一步将是上市。上海新华有两套上市方案，一套是A股上市，一套是香港上市，计划争取在两三年内上市。
与上海新华书店的整体股份制改革不同，新华书店总店实行的是剥离改制的方案。总店改制的基本思路是，在保证总店作为第一大股东的基础上，吸收其他资本，组建一个新的股份制企业。经过长时间的准备，2005年，新华书店总店的股份制改革终于迈开实质性步伐。2005年4月24日正式挂牌的“新华出版物流通有限公司”，是将新华书店总店原有“出版物发行主业”剥离出来，成立新公司并进行股份制改造的产物。新公司由新华书店总店等11家出版发行单位和有关投资公司共同投资3亿元人民币组建。总店通过拿出一部分业务资产与合作方一起成立新公司的方式进行股份制改造，成功避开了新华书店整体改制国有资本必须控股51%以上的政策限制。
据称，新华出版物流通是中国第一家注册资本过亿、中外共同投资、出版与发行机构组合、专营出版物发行业务、面向全国的发行中盘企业。资料显示，新华书店总店作为新华出版物流通的相对控股股东出资1.2亿元，占有40%的股份。北京博恒投资有限公司、英国派可多投资有限公司（PACPOLY）作为战略与资本运作并重的投资主体，分别投资9100万元人民币和8100万元人民币，各自占有公司30.67%和27%的股份，其余股份由北京紫禁城投资公司和7家国有出版社共同持有。新华书店总店在完成股份制改造之后也将计划上市，他们的目标是海外或者国内，哪边上市快就选择哪里。
（五）教材出版发行招投标试点工作全面推开
2001年，中小学新课程标准颁布，随即中小学教材出版发行招投标政策出台。按原时间表，2002年在安徽、福建、重庆3省市的试点工作在2003年逐步过渡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进行面向本地区的招投标试点，进而在 2004年面向全国实行。然而，由于种种原因，直到2004年底，这项事前计划完好的免费教材政府采购政策并未实现，招投标工作被迫延误。
随着国家对“三农”问题前所未有的重视，体现教育平等的农村九年义务教育问题提上了本届政府的议事议程，中小学教材招投标工作也再次启动，主持机构由原来的新闻出版总署改为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具体计划是从2006年秋季开始，将招投标试点省份从3个省推广到11个省，并将于2008年在全国全面推开。从2002年开始，国家开始对中西部地区贫困学生开始推行政府采购免费供应制度。现在已经涉及到全国22个省，共计3700万中小学生。到2007年将对全部中西部农村地区实行免费供应。据了解，在2006年北京市、广东省绝大部分地区、江苏省和浙江省的部分地区也将实行省、市、地区政府采购全部中小学教材免费供应。此外，温家宝总理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五届全民教育（EFA）高层会议上提出，从2006年开始，中国将用两年时间在农村全面免除义务教育阶段所有的学杂费，其中也必将涉及到教材、教辅出版发行方面政策的调整。这些政策措施的出台，将极大地改变现行教材出版发行体制，并对相关出版发行单位的利益形成巨大的冲击。
教科书国家采购必然限价，招投标的推行使得各教材出版社在竞争激烈的条件下必然让利，这将导致以下两种情况。第一，教材出版社两极分化。一方面，投入大量人力、财力、物力开发教材的原创出版社中，只有那些拥有规模经济的大型出版社在新的变革来临时具备条件发展壮大。国际上中小学教材市场就是寡头垄断格局。比如，英国前五家教育出版公司占据了市场份额的67%，美国四家公司控制了基础教育图书市场的70%。在我国，政府近年一改多元化教材发展思路，提出打造主流出版基地，为大型原创教材出版社的发展采取政策倾斜。另一方面，长期依赖租型的中小出版社将因教材全面直供失去计划经济体制下唾手可得的利润，而一些仅仅出版少数教材的出版社也会因竞争力不足而被逐出教材出版市场。在2004年秋季教材供应中，以北师大为首的原创教材出版社就与地方租型单位之间发生了租型与直供的分歧。某些投身于教材出版的中小出版社，由于其教材未形成规模，品牌也未树立起来，在政府免费教材采购中，不具备竞争优势。特别是主科教材，涉及升学问题，地方教育部门在选用上肯定比较慎重，一般会选择历史悠久的老牌教材出版社。第二，教材出版单位利润严重下降。从前面的分析，免费教材政府采购和招投标的实行，使教材出版单位整体利润缩水已不言而喻。更为严峻的是，与政府采购教材相配套的措施之一教材的循环使用正在被提倡，这也是借鉴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据悉，国家将规定免费教材的年破损率在15%－20%之间，政府每年财政只拨付这一部分教材的费用。这意味着下一年教科书市场的利润将减少80%－85%。山东省2004年已经在部分地区开始试行教材循环使用措施。
总之，免费教材政府采购和招投标的实行将给从事教育出版的出版社带来变局，主要依靠教材生存的中小出版社面对缩水的利润生存压力加大，甚至因为教材的全面直供而失去生存的基础。
三、2004－2005年民营书业发展状况
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连续出台了一系列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方针政策，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除以宏观方面，在非国有书业还在市场准入方面获得了更大的生存机会。2003年9月1日《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正式实施，《规定》明确提出打破出版物发行领域国有新华书店的垄断局面，对从事出版物零售和批发、总发行、全国连锁等不再实行所有制限制，而是对资金等方面实行准入制度。这样，民营书业就获得了进入出版物零售、批发、全国总发行、全国连锁等几乎所有图书发行经营业务的资格。此外，在2004年开始的全国教材发行招投标试点工作中，也打破了对从事教材发行实行的所有制限制，只有拥有相应条件，即可参与教材发行工作。这样，民营书业进入教材发行的大门也开始敞开。
随着出版体制改革进程的深入，出版物政策法规还在继续不断完善和加强。据悉，新闻出版总署正在会同国务院法制办对《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进行修订，拟以《出版物市场管理条例》更高一级法律规格颁布，目前正在行业内外做积极的调研和收集意见工作。这一条例的颁布，对投身于我国新闻出版业的民营书业的发展壮大无疑有着重大的利好。
随着出版物总发行和二级批发业务向非有国资本开放，民营书业进入出版物总发行和二级批发的数量大幅度增加。2004年4月，总部位于北京的世纪天鸿书业有限公司成为新闻出版总署授权首家获得“出版物国内总发行权”和“全国性连锁经营权许可证”的民营书业。该公司获准经营图书、期刊、音像电子产品等所有出版物的批发零售业务。到2004年底，我国已有14家民营书业跻身总发企业之列。其中包括文德广运发行有限公司、北京国铁传媒投资有限公司、时代经纬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世纪天鸿书业有限公司、小红帽发行股份有限公司、蓝色畅想图书发行有限公司等。拥有总发权使民营企业获得了扩大业务链的机会，走向大规模扩张和规范化发展。其中，世纪天鸿致力于文教图书专营渠道的建设和连锁经营，并在文教图书选题的策划和开发上投入了相当的人、财、物，成绩显著；文德广运计划建设全国机场连锁书店；国铁传媒发展车站出版物市场；鸿国世文致力大型图书连锁超市建设；蓝色畅想建设民族品牌教育图书中盘等。
随着国家对民营书业政策环境和法制环境的逐步完善，一批民营企业经过发展，已经积累了一定资金，具有了一定规模，通过资本运营，与新华书店、外资以及同类企业开展多方联合和合作，成为他们第二轮创业的战略目标。民营书业资本运作日趋活跃，资本运营成为民营书业新的热点话题。
2004年5月12日，全国首批获得出版物总发行权的民营企业上海英特颂公司联手国有江苏新华发行集团，成立“上海万卷新华图书有限公司”。这是国内首次国有书店与民营书业真正意义上的“整合联姻”，新公司的目标是，力争通过3年的探索性发展，精心打造立足长江三角洲地区、面向全国的大型出版物发行企业。
2004年5月，江苏鸿国文化产业有限公司与新华书店总店宣布合资成立江苏新华鸿国书城管理有限公司。鸿国集团在投资建成全国最大的民营书城——南京书城之后，逐步向外发展，在江、浙、皖地区形成包含600家民营书店在内的强大的营销网络，初步形成了覆盖全国15个核心城市的批发和零售渠道。这家公司计划通过与国有新华书店结盟，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新华鸿国大型书城连锁品牌，打造连锁网络。
2005年7月，鸿国将旗下的书店统一更名为大众书局。随后又以大众书局的名义，投入4000万资金，与上海陷入经营危机的思考乐书局签订了合作经营协议，接管了思考乐书局，进入上海市场。接管后，他们继续沿用思考乐书局的品牌、门店、管理团队等资源，从8月12日起，美罗城、福州路和浦东正大广场内的3个“思考乐书局”分店易名为“大众书局·思考乐”，正式对外开张。
民营书业资本在与各国内资本合作的同时，也在寻找机会引进外资。2003年初，上海季风图书有限公司与台湾联经出版公司共同组建“上海三辉咨询有限公司”，从事出版咨询服务。2004年，三辉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合作，出版了黄仁宇《大历史的萎缩》、《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等15本书。2004年底，上海季风图书有限公司又与台湾联经出版公司在台北共同组建台湾“上海书店”，并于2005年2月24日开业，致力于构建华文出版的大格局。
2004年8月19日，网上图书音像零售商卓越网将100%股份出售给全球最大的网上零售商亚马逊公司。这次交易价值约为7500 万美元，涉及约7200 万美元现金以及员工期权。这成为国内最大一宗民营书业资本运作案例。
2005年3月，民营全国性连锁书店席殊书屋通过引进一家法国公司的资金，完成了股权的国际化。创立于1995年的北京旌旗席殊书屋有限公司，是以特许经营形式迅速发展起来的民营书店，目前已在全国各地拥有约600家加盟店。2004年5月，踌躇满志的席殊公司曾宣称，在2至3年内，席殊书屋将在国内中小企业板上市。为了实现上市的愿望，当时的席殊书屋已完成了企业的股份制改造过程，完善了法人治理结构，初步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然而，席殊公司总部的资金远远不能够满足如此迅速的扩张，2003年和2004年，公司不断遭遇资金瓶颈。由于拖欠多家供货商的货款，席殊公司财务出现严重危机。2004年11月，北京共和联动图书有限公司就曾向法院提起诉讼，称席殊拖欠书款8万多元，这一事件曾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广注，将席殊资金紧张问题暴露出来。引进国际资本使席殊书屋顺利从资金危机中解脱出来。伴随着资金重组的是管理团队的重组，在席殊公司新组建的管理团队中，除了作为创始人的席殊出任公司董事长之外，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财务总监和一位联合首席运营官均由国外股东派出的人士担任。
2005年9月3日，首届中国书业投资（国际）峰会在京召开，大会旨在打造文化产业与资本对接平台，探讨股份制改造运营模式，促进出版发行业壮大。会议代表包括有20余家知名投资公司如凯雷投资集团、TOM、策立克传媒等，还有50多个世界第一流的书业集团、出版商和发行商，包括贝搭斯曼、蓝登书屋等，以及100多家中国著名图书报刊商等。 21世纪锦绣、世纪天鸿、天林华翰、鸿国世文等一批著名民营公司的参会引人注目，表明了他们在资本运作方面的思考和兴趣。预计随着国际国内资本对进入书业的兴趣的加大，民营书业资本运作将更加热烈。
民营书业在大发展的同时，也加大了市场竞争度，一些实力不强、竞争能力缺乏或在发展战略中出现失误的民营公司相继出现经营困难，有的甚至被市场淘汰出局。此外还有一些大型民营企业相继倒闭。在北京，2004年就有两家有民营股份的大型书城倒闭，它们是北京知道图书广场，经营面积1万平米，经营品种20万，2004年2月关门，经营时间10个月。北京百荣书店，经营面积1.5万平米，经营品种28万，2004年8月关门，经营时间3个月。
四、数字出版业的发展状况
随着计算机、互联网和通信技术的飞速发展，科技正给新闻出版业带来一场深刻的变革。互联网对传统出版业的渗透，出现了电子书、互联网出版（网络游戏）、博客（Blog）、按需印刷和网上销售等新型出版形态。随着通信技术对出版业的渗透，又出现了手机短信、手机小说、手机新闻、手机报纸、手机音乐、手机游戏，甚至还有手机视频等新的数字媒体形式。在阅读方式上，数字出版物不仅可以通过互联网在线阅读，还可下载到计算机或手机、电子书阅读器、MP3播放器、掌上电脑等手持终端设备来阅读。数字出版技术的出现，改变了人们对传统出版的认识，扩大了“出版”的原有概念，不仅大大丰富了传统出版物的内容和形式，也改变了传统出版物的生产方式和消费理念，更代表了21世纪世界出版业发展的方向和潮流。
2004年，全球数字出版业总营业额已经达到120.1亿美元。目前，全球数字内容产业年增长率在33%以上。从我国数字出版产业的发展来看，截至到2005年6月底，我国上网用户总数达到1.03亿人，其中宽带上网人数达到5300万人，首次超过拨号上网人数。我国网民数和宽带上网人数均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2004年底，我国网站数为66.89万个，涉及互联网出版的网站约占总网站数量的20％，而由这些网站编辑出版的作品，信息量占整个网页信息量40％以上。 2005年1月，我国手机用户已达3.4亿。据预测，随着3G技术的应用，用手机读小说，听音乐，玩游戏，看电影、电视等多媒体应用将出现爆炸式增长。2004年中国市场MP3播放机总销量为428.4万台，预计到2009年将突破2100万台。这将给互联网音乐的出版带来可喜的局面。2004年底，全国网络游戏玩家达2025万人。
从数字出版的销售收入来看，2004年底，我国互联网出版总销售收入达35亿，年均增幅达50%，带动相关产业增加产值约250亿。其中网络游戏销售收入达24.7亿元，比上一年增长47.9％；截止到2005年4月，我国电子书销售总册数达到805万册，出版总量达到14.8万种，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目前我国数字图书馆用户已经超过1000家，55％的省级图书馆开始使用E-book。
数字技术在出版领域的广泛应用，使传统出版从出版形态到出版流程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同时，数字出版也对传统出版业形成强大的冲击与挑战。从出版产业链来看，互联网颠覆了传统出版流程。在传统出版流程中，经过作者、出版社、印刷企业、发行商、零售商，最后到达读者的这个过程，在网络出版中的已经简化成从作者面向网络平台直接到读者。由作者直接在网上发布，读者通过网络阅读的方式正在被年轻的一代所接受，传统出版单位将不再是内容资源的绝对拥有者。尤其是博客（Blog）的兴起，使得每一个人都可以在互联网上发表自己的作品和对问题的见解。不少好的文章浏览量都在上百万之多，可见网络的影响力。从市场份额来看，传统纸质媒体所占市场份额将呈下降趋势。根据新闻出版总署发布的统计资料，近三年来，图书、期刊出版的品种在增长，而总印数已在逐年下降,总印张也只有小幅增长。受互联网的影响，传统纸质媒体市场份额的下滑仍将持续一段时间。
根据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连续三次对全国国民阅读与购买倾向所做的专项调查结果显示，传统纸质阅读率持续走低，而网上阅读率则大幅上升。通过三次追踪调查我们看到，从1999年到2003年的五年中，我国国民图书和杂志的阅读率持续走低。2003年国民图书的阅读率为51.7%，比1999年下降了8.7个百分点；杂志的阅读率为46.4%，比1999年下降了10.6个百分点。从对网上阅读所作的三次调查比较来看，近年来我国国民网上阅读率正在迅速增长，有上网阅读习惯的人数比例从1999年的3.7%增加到四年后的18.4%，几乎是以每年80%的速度递增。
随着数字化、网络化技术的应用与普及，跨媒体出版技术将是大势所趋。跨媒体出版技术的出现势必带给出版业一场大变革。对出版业而言，既要加快科技进步，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同时又要改变传统观念和模拟作业的方式，迎接科技大冲击的挑战。
五、出版业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出版改革进程远比预想困难
综观2004－2005年出版业的改革进程可以发现，重大改革举措和改革进展频频出现，改革在本质层次上获得了巨大的突破。然而，回顾本年度的改革进程我们也发现，改革由于触及到出版体制和出版行业一些深层次的矛盾，改革进程也可谓一波三折。在最初的计划中，出版体制改革的试点时间是2003年6月至2004年6月，2004年10月进行总结，2005年全面推开改革。但在事实上，改革并没有完全按照这一时间表如期推进。时至2005年10月，试点单位的改革也仍未全面完成，领导机关也对改革进程进行了修订，提出在2006年将继续扩大改革试点。改革中遇到的主要问题和困难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出版单位分类标准，哪些将变成企业，哪些将保留事业？一开始，认为只有人民出版社一类需要保留事业体制，后来发现一些民族类出版社、盲文等为特殊群体服务的出版社、部分古籍出版社也需要保留公益型事业体制。此外，由于改革将涉及出版单位的主管主办单位管理体制，一些高校对所属出版社进行企业化转制也强烈抵制。这样，原先预计的非常简单的二分局面就面临严峻考验。第二是出版单位企业化转制后如何管理。出版单位在转制成为企业后，就受到《公司法》的管理和保护，原有的一些行政管理和意识形态管理方式将难以继续有效执行。这样如何能够有效保障国家对意识形态和社会文化进行有效的管理，如何继续坚持出版业社会效益第一的原则，就成为管理部门十分担心的一个问题。事实上这也是出版改革长期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最要因素所在。
第三是出版发行企业融资中的控股权问题。对于出版发行单位来说，事业性质转变为企业性质并非问题的实质，关键在于进行单位的产权改革，明晰所有者，形成现代企业委托代理关系。这就涉及到产权多元化。但目前管理部门对出版发行单位的股权方面的要求仍然比较严格，对社会资金进入出版企业非常谨慎，进入发行企业也要求国有资本绝对控股，这对社会资金进入出版发行业形成了一道相当高的门槛。而没有资金方面的开放，出版发行单位的产权改革就是一句空话。
第四是改革成本问题。出版发行单位企业化转制后，涉及到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就是人的问题。要形成企业用人机制就需要对现有人员的身份转换作出制度安排，这方面的成本十分巨大。许多单位没有支付这一的成本的能力，而完全由国家支付也不现实。因此改革在推进中就存在不少非常具体而实际的问题。此外，在一些其他方面，也存在许多配套政策，包括人事、财务、税收优惠政策等，没有充分跟进，改革自然就步履艰难。
第五是改革动力问题。出版业作为垄断行业，目前仍然是效益相当好的一个行业。行业职工收入和地位也相当不错。企业化改革对行业的发展总体上肯定有利，但对企事业单位员工来说，可能需要牺牲相当一批人的现实利益，包括出版管理部门、出版单位所有者、出版单位领导、普通员工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都将重新调整。另外，目前的体制对出版发行单位来说，既能享受到事业体制的好处，又能享受到企业体制的好处。改制对他们来说，必将放弃一些现成的实惠。因此一些出版单位的改革动力也不足。各种因素，都促使不少单位对改革持观望态度，看先行者的效果如何再作打算。
展望前景，改革中存在问题与困难是正常和必然的，通过试点，各方面将对改革暴露出来的问题和困难，形成比较成熟的解决方案。问题的关键是，事业单位改革已经成为国家下一轮改革的重要内容，新闻出版业的改革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预计“十七大”前后，在国家对事业单位改革的整体安排中，出版体制改革将得到真正突破。
（二）图书出版业的滞涨倾向和教材出版改革，将使出版业的发展面临历史性考验
2004年在我国出版的小林淳一的《出版大崩溃》，在出版业界引起较大反响。书中讲到，日本图书出版业经过80年代的繁荣发展，越来越呈现出泡沫化倾向。到20世纪末终于酿成日本出版业的崩溃，据统计，从1997年至2003年，日本全国图书总销售收入每年都呈下降趋势，平均退货率达到50%。尽管我国的图书出版业总体上仍处于一个发展阶段，但日本图书出版业的历程也为中国出版业敲响了警钟。2005年，上海老出版家巢峰通过对出版业现状的分析，提出出版业存在种数大幅增长，但印数下降、通货增加、库存暴涨、效益下降，出版业面临滞涨局面。他为出版业敲响的警钟引起强烈反响。
2004年，全国共出版了20.8万种图书，总印数为64.13亿册，总定价为592.89亿元。与上年相比，图书品种增长9.4％，总印数下降3.8％，定价总金额增长5.5％。继续保持着多年来品种大幅上升、印数继续下降、金额保持上升的趋势。这一势头说明，图书生产上升，但消费能力在下降，出版业仍然靠提价保持增长。这一势头在销售数据上也充分反映出来。2004年，全国图书发行业纯销售67.06亿册、486.02亿元。与上年相比数量下降1.32％，金额反而增长5.28％。在库存方面，全国图书库存比上年数量增长8.04％，金额增长11.9％。
1985年我国人均年购书为6.3册，创下我国人均年购书最高记录。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超过6册，到2003年也仅为5.3册。20年来，人均年购书并没有明显变化，而图书种类2003年却比1978年增加了12倍多，1978年每种图书平均销售量为25万册，2003年只有4万册，平均印数大幅下降。目前我国许多出版社的退货都超过10%，不少达到了35%，随着每年出版品种和数量的增长，退货率也呈现上升的势头。退货增加使库存急剧上升，2002年我国图书库存占销售三分之一强，2004年全国年末库存41.64亿册、449.13亿元，与上年相比数量增长8.04％，金额增长11.9％。而全国图书纯销售也只有67.06亿册、486.02亿元。库存金额是纯销售金额的92.4%。还有相当一部分出版社的库存量超过年产值。由于销售不畅，大量滞销、积压图书开始打折销售，使出版社利润空间进一步缩小，造成巨大生存压力。在经济压力下，出版社不得不通过增加品种和大量主发图书来广种薄收，于是新一轮退货潮又开始了，如此进入图书市场的恶性循环，新书泛滥成灾，市场充斥泡沫，这不是行业繁荣兴旺的标志，而是危机四伏的不良先兆。
除了出版泡沫现象，教材出版改革也将使出版业发展面临历史性大考。在我国，出版业的利润严重倚重教材教辅，图书出版的结构不尽合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教材教辅的巨大需求支撑着我国图书出版产业的基本规模。直到2004年，出版业的这一状况仍然没有得到彻底改变。据有关资料，参与到教材教辅出版发行行列的各类出版社多达400余家。教材出版在图书出版产值中的比重超过50%，加上教辅材料，比例可高达70％，如此不合理的比例足以引起业界警惕。而发达国家的情况是大众出版的比重大于50%。有资料表明，大众读物的产值贡献率，美国为60%以上，英国50%，日本高达80%。
而目前正在扩大试点的教材出版发行招投标试点工作将于2006年开始推广到11个省市，到2008年在全国全面铺开。而到2007年还将全面实行国家免费提供中小学课本制度和课本循环使用制度，此外，对教辅出版也将实行新的管制政策。这些改革措施有利于减轻学生和家长负担，但这对严重依赖教材利润的出版业来说，无疑将极大影响到未来的生存和发展。事实上，在各省推行的教材招投标试点工作中，这一势头已经初步显现出来。
大众出版呈现出泡沫化征兆，而教育出版改革的推进，又将严重削减出版业的利润。在这双重夹击之下，断定我国图书出版市场将“崩溃”为时尚早，但出版业将面临历史性考验恐怕并非危言耸听。
（三）伪书”现象拷问出版业诚信
2004年图书出版中，“伪书”问题成为一个突出的现象，其中尤以经管类图书为甚。近几年，经管励志类图书持续热销，在利润的强大诱惑下，引进版“伪书”也悄然登陆。到了2004年成为泛滥之势，涉嫌的出版社有30余家，共出版发行近百种伪书。
伪书的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缺乏监督的出版机构禁不住利润的诱惑，屡屡下水而未曾呛水，竟在2004年把伪书推向高峰，终于受到新闻出版总署的重视而被严厉查处。据北京锡恩管理顾问公司开出的94种疑似“伪书”，2004年出版发行的竟有70种之多，平均约每三天就有一种“伪书”上市。伪书中尤以管理、励志类图书为甚，多成为频登畅销榜、高居榜首的超级畅销书。中国长安出版社的《执行力》2004年在我国就销售了200万册（人民日报2005/2/25/11版），影响之大，令人怵目。
《执行力》和机械工业出版社的《没有任何借口》两书自称引进版，却查不到原英文书名和原出版社；作者也是子虚乌有。此两书还伪造国外的权威刊物和权威人士的评论，号称名家新作，拉大旗作虎皮，获取读者的信任，从而创下惊人的销售业绩。据调查，国外没有任何作者写过名为《执行力》的图书（中国图书商报2005/4/22）。
近两年挟畅销之强势跟风而来的“伪书”已对我国出版业造成了严重危害。第一，它损害了我国出版产业的形象和声誉，出版业的诚信问题遭到质疑。第二，扰乱了我国出版产业的行业秩序，破坏了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原则。第三，侵犯了作者和出版社的知识产权，在国内外造成了很坏的影响。第四，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是质次价高的严重同质化的“伪书”排挤了中外原创书，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出版者的社会责任感问题到了迫切需要业内人士深思的地步。
六、对促进我国出版业进一步发展的建议
第一，将出版业作为优先发展产业。
出版行业作为知识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重视。在国内，不少省份也将出版产业列为本省支柱产业予以培育。出版业作为以知识为基础的产业，是高智力、高科技、低能耗、无污染的绿色产业，是值得大力鼓励与提倡的新兴产业。因此，在经济和文化建设中，应当将出版业和其他文化产业列为优先发展产业，并出台相应的政策措施，包括进行出版传媒产业园区建设，出台吸引高级人才进入出版产业的户口政策，进一步加大出版体制改革和资源整合力度等，扶持、引导、促进出版产业的快速发展。
第二，进一步加大体制改革力度，激发出版企业活力。
出版体制改革作为国家文化事业单位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在文化体制中一直走在前列。但是，在2003年以来的改革试点工作中，改革进程也遇到了较大的阻力和障碍，这些障碍既有思想不够解放的因素，也有集团利益不愿放弃的因素，还有政策不配套的原因。而改革推进的迟缓，又使出版业的活力难以充分激发。因此，如何以改革为动力，全面深化出版单位的企业化和事业化分类转制工作，就成为发展出版产业的重要之举。
第三，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大力投资出版产业。
随着出版业的产业化、企业化，国家对出版产业的投资将越来越少，社会资本、产业资本等商业资本必将成为出版业进一步发展的核心资本来源。但是，目前的产业准入障碍和投资门槛，都使社会资本难以顺利进入出版产业，这必将阻碍出版产业的发展壮大。因此，需要进一步降低社会资本进入出版产业包括出版物策划制作、市场分销、印刷复制等领域的投资，为出版产业的快速发展提供源头活水。
第四，加快利用数字出版新技术，加快对出版业的产业升级。
对出版单位而言，首先要用数字化手段加快对传统出版的流程再造，提高生产效率和出版质量。其次，要重视网络出版资源，实现传统出版与网络出版的互动，并将跨媒体出版作为新的努力方向。传统出版单位应做好跨媒体出版的准备。管理机关应尽早制定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相关政策，鼓励优秀的原创数字出版物出版，还应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保护网络时代的内容传播，保护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同时在影响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核心技术方面（如电子纸的研发、数码印刷设备的研发等方面），给予一定的资金和政策的支持，鼓励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创新能力的培养。
第五，进一步加大打击盗版和非法出版力度，为出版产业发展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
第六，大力发展公共出版事业。
出版业不仅是一项经济产业，也是知识和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文化的发展，商业化是一个重要途径。但是，为数不少的文化项目的发展具有较强的公益性和公共性，例如少数民族文化出版、盲人出版事业、自然科学和社科学术著作的出版等，都不能完全通过市场解决。对于这些公共出版事业，需要政府加大扶持和保障力度，如提高经费投入、提供有关财税政策等。
（作者简介：郝振省，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所长；徐升国，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应用理论研究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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