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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社第二批转制四热点
６月５日，华东地区部分高校出版社体制改革座谈会在江苏南京举行，新闻出版总署和教育部提出，要进一步完善工作机制，用足用好改革的配套政策，为高校出版体制改革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充分表达了政府部门大力推进文化体制改革进程的决心。
来自第一批转制试点社的反馈以积极、正面意见为主，这对于其他即将进入转制的大学社而言，不能不说是一个促动。作为第一批转制试点大学社当中的一员，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于２００６年８月９日成立转制工作领导小组，启动了转企改制工作。到目前为止，该社已经理清国有资产授权经营的基本关系，建立和完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并且在整合学校相关资源的基础上，成立了出版集团。该社副社长付荆军告诉记者，转制给北师大社带来了生机与活力，表现为图书结构转型初见成效，机构改革和人员分流顺利完成，制度建设和体制改革顺利进行，而且文化建设也取得明显的成效。接受采访的不少大学社负责人也都对转制表现出很高的积极性，认为大学社转制符合市场发展规律，出版社要充分利用国家的扶持政策做好转制工作。南京大学出版社早在２００６年就已经着手进行转制工作，在该社社长左健看来，虽然南大社从建立出版社起就已经进行了企业法人注册，但是通过转制，仍然可以强化现代企业体制，增强全社员工的市场意识，特别是促进事业编制的老员工割断原来的身份，更好地融入到企业环境中去。不过，不同地区之间对于转制必要性的认识还是有差异的，中国石油大学出版社社长许恒金说，据他了解，有一些学校和出版社由于对转制的具体情况还不了解，因此重视程度不够，还处于观望状态。
如何推动整个大学社群体加快转制进程？除了出版社自身发展的需要，外部优惠政策可以说起到了很大的激励作用。从第一批转制社开始，在试点期间返还企业所得税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优惠政策。在江苏大学出版社社长吴明新看来，返还企业所得税应该是最为实惠的鼓励了，他所了解到的一些出版社，就是在这个政策的激励下才开始申请转制的。对于规模小、根基弱的中小社来说，退税政策切实增强了其发展的后劲。
随着出版社转制成为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必然对书号资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发展势头迅猛的大社如此，中小社亦如此。第一批转制试点社中，有的社在书号资源的获得上的确有所放宽。许恒金认为，石油大学社的书号相对比较紧缺，如果进入转制试点后能够获得更多的书号资源，并辅以出版范围的适度放开，大学社将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苏州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吴培华也认为，书号资源的进一步合理分配，可以使书号相对于选题的重要性退居其次，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买卖书号的局面，也可以提升大学社寻找好选题的积极性。作为第一批进行试点改制的出版社，东南大学出版社对于转制的一些政策有比较深刻的感受。在社长江汉看来，出版社对于政府所提供的优惠政策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就书号资源来说，如果能够进一步合理分配，这对于有一定发展规模并有扩张需求的出版社显然是有好处的；但与此同时政府部门肯定也会严控图书出版的质量关，避免出现无目标、无选择性的放开——近几年总署对教辅图书市场的编校质量检查就体现了这一点，出版社对此应予以重视。
最近，东南大学出版社还打算进入期刊出版领域，对于社办期刊建设问题，江汉认为，大力发展期刊出版在创造新的增长点的同时，也会带动出版社的整体发展——但所创办的期刊要契合出版社的主流板块，对选题和出书有帮助。左健介绍说，国外大的传媒集团有７０％～８０％的业务是靠期刊推动的，有的大集团有期刊成百上千种，因此国内的出版企业要做大做强，就需要大力发展期刊出版。从理论上来说，期刊产品可以推动出版社的业务进入海外市场，虽然就目前来说出版社发展社刊还有一定的难度，但这应该是今后出版社发展的一个方向。因此，中小社的发展同样也呼唤政策层面对于社办期刊的扶持。
第二轮转制试点工作的启动，也让业界关注到另外一个话题，那就是异地设点，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业界普遍认为，这家地处西南的地方大学社之所以能够获得现在的声誉和成功，与其在北京、上海等地创办分支机构是分不开的。吴培华认为，允许改企转制的大学社异地设点应该成为鼓励出版社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政策，这是出版社进入市场、实行企业化运作后，提高集中度的一个重要手段。其实，近年来一些大学社在异地设立办事处这种模式已成现实，改革的深入推进更是使这种模式逐渐明朗化，希望主管部门对各出版社和民营企业联合创办公司的模式也给予相应的支持。
在尽量争取优惠政策的同时，进入转制进程的出版社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考虑。从已经转制的大学社的角度，付荆军给即将开始转制的第二批试点大学社提出了三条建议：首先，一定要获得学校的理解和支持。由于学校是出版社的出资方，转制过程中的文件报批工作都是通过学校来完成的，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通过细致的沟通与学校相关部门达成一致。其次，出版社在转制过程中一定要制定好长远的发展规划，须知转制只是一个短暂的过程，但这也是一个梳理未来发展规划的机会，对于出版社今后的发展会产生深远的影响。最后，进入第二批转制试点的出版社应该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因为清产核资、资产评估等一系列工作需要上报不同的政府部门，这个过程有很多不可控因素，除非第二批试点的转制工作已经有了明确的政策通道，否则这个过程就很可能是漫长的。
虽然国家的政策对于大学社的转企有着非同小可的意义，但是一些根本的转变仅通过政策的硬性规定是不可能实现的，事业单位转企业管理有许多细节需要落实。吴培华举了这样的一个例子：现在解决新老编制问题的“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主要是侧重退休以后，但在上岗的过程中，人员管理的能进能出在操作上几乎是不可能的。大学社的转企改制是一个持续、深远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也要警惕片面强调发展而产生的与出版目标背离的问题，不能搞“一刀切”。
目前，部委社、中央社的文化体制改革工作也正被提上议事日程，相对于发展势头迅猛的大学社来说，这个出版群体的市场竞争优势并不明显，在转制之后能否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存活发展还有诸多变数，出版业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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