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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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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5日 国家出版局代局长陈翰伯向中央宣传部部长胡耀邦写信，列举了有关印刷力量不足和纸张紧张等主要情况，要求当面汇报，提出建议，听取指示。
胡耀邦召集国家计委、轻工部、商业部和国家出版局等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开会，专门商讨解决纸张紧张的紧迫问题。胡耀邦听取各单位的汇报后明确指示：教科书用纸必须保证，报纸不可一日缺纸，重要的书刊也要适当安排出版，此事请国家计委牵头，会同有关生产部门务必设法解决。会后，有关部门采取了措施。在1979年的全国计划会议上，调整了新闻出版用纸的生产计划，还特地调拨约1亿美元外汇用于进口纸张和纸浆。国家出版局同时会同有关部门开展计划用纸，节约用纸，并采取有力措施，消除或减少各环节的浪费现象。
1月27日 国家出版局在北京新侨饭店礼堂举行迎春茶话会，300余人出席。陆定一、于光远、周扬到会讲话。
茶话会由陈翰伯主持。他首先代表国家出版局对受林彪、“四人帮”迫害的编者、作者表示深切慰问。他说，目前，出版局正在抓紧落实政策的工作，一是人的政策，一是作品的政策。他热切希望出版界的同志们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同心协力，把出版工作做好。
1～4月 国家出版局在北京、上海分别召集部分社科、科技和地方出版社的负责人及编辑座谈，着重讨论了出版工作如何适应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需要，努力提高编辑工作质量和编辑人员素质，促进出版工作大干快上，并就地方出版社的方针任务交换意见。
2月12日 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停止发行〈毛主席语录〉的通知》。《通知》指出，林彪为捞取政治资本而搞的《毛主席语录》本，断章取义，割裂毛泽东思想，自发行以来，危害很大，流毒甚广。为了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自即日起，新华书店、国际书店现有的中文版、民族文版和外文版的《毛主席语录》本一律停止发行。《通知》对停售后存书的处理办法作了规定。同时通知，对印有“万岁”、“万寿无疆”等失时题字和风黄污损的毛主席像停止发行，做化浆处理。
3月22日～4月10日 国家出版局与中国美术家协会联合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了全国书籍装帧艺术展览，展品1000余件，有61种展品分获整体设计奖、封面设计奖、插图奖、荣誉奖和印刷装订奖。
展出期间，国家出版局邀请在京有关方面的专家、部分地方和中央一级出版社的装帧设计工作者50余人召开了书籍装帧工作座谈会。
3月30日 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中说：“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十年捣乱，思想战线上长期间充满了胡言乱语，以至人们对于从事政治教育工作的许多干部和教师失掉了信任。”他希望“思想战线的同志们一定要赶快组织力量，定好计划，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陆续写出并印出一批有新内容、新思想、新语言的有分量的论文、书籍、读本、教科书来，填补这个空白。”他提议“中央宣传部把对这项工作的领导责任担当起来”，并且提议，“对于确实写得好的著作，经过评审，应该由党和国家发给奖金，以便给这项看来似乎平凡实则很艰苦的工作以应有的荣誉。”
4月10日 国家出版局向中央宣传部并胡耀邦请示，提出今年全国新闻出版用纸因计划核减，缺口7.5万吨，为此提出借用《毛泽东选集》储备纸4万吨，压缩《人民日报》、《红旗》发行份数和用纸，控制报刊在4月份的实际发行数年内不再增加；各部门批准创刊和复刊的杂志，今年无法供应纸张等五项建议。
4月13日，胡耀邦批示：“我看所提方案是稳妥的，同意。要把有关同志找在一起，谈谈纸张的困难情况和你们的打算，求得大家思想一致，计划用纸，节约用纸。这是一种走群众路线的方法，也是一件政治思想工作，不可忽略。”
△ 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在人民大会堂台湾厅举行职工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有1914年到商务工作的胡愈之、1916年进商务的沈雁冰，有解放前在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工作过的部分老职工，还有解放后在商务、中华工作的职工代表，共60余人。
会议由胡愈之主持，沈雁冰等在会上讲了话。胡愈之在讲话中对在台湾的原商务、中华的许多老朋友表示怀念，欢迎他们来北京看看，互相介绍情况，交流经验。其他人的发言中，也提出与台湾商务、中华同仁建立业务联系，交换出版物，职工之间互相通讯、探亲访友等倡议。
4月5～9日 国家出版局在北京召开部分地方出版社座谈会，许多同志在会上提出：地方出版社的“三化”(地方化、通俗化、群众化)出版方针应当改变，并建议允许各地出版社“协作出书，面向全国”。
4月13～21日 国家出版局召开全国图书发行工作会议，讨论了图书发行工作如何适应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问题，并评选出全国书店系统10个红旗单位、41个先进单位、13个先进集体和40位先进工作者。
4月18日 国家出版局发出《修订征集图书、杂志、报纸样本办法的通知》，对前出版总署、文化部及国务院出版口先后制定的《征集图书、杂志、报纸样本办法》及补充规定作了修订，自1979年4月起施行。
4月19日 国家出版局党组向中央宣传部上报《关于成立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的请示报告》，提出成立出版协会的意义及其主要任务、建立理事会和办事机构等设想。
胡耀邦和中央宣传部批准成立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同时批准以胡愈之、陈翰伯为首的筹备组。
4月23日 国家出版局发出《关于认真做好古旧书收购和发行工作的通知》，提出明确任务，充实力量，加强协作，大力开展古旧书收购业务，适当调整收售价格;根据古旧书的内容，区别对象，做好供应工作;改善企业管理，提高服务质量等意见。
4月 国家出版局向国务院呈送报告，建议“建立版权机构，制定版权法”。胡耀邦批示：“同意报告，请你们尽快着手，组织班子，草拟版权法。”
5月14～24日 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词典部总编辑伯奇菲尔德博士，应商务印书馆邀请来我国访问，并在北京、上海两地作学术讲演。双方对合作编辑出版词典原则上达成协议。
5月15日 《汉语大词典》编写领导小组组长陈翰伯写信给中央宣传部并报胡耀邦，汇报《汉语大词典》自1975年上马以来的进展情况。由于参加编写工作的有19所高等院校，过于分散，没有一个牵头的省(市)为主进行，以致工作遇到很大困难，如不采取切实有效措施，计划将有落空的危险。为此拟在上海成立《汉语大词典》编纂处，作为五省一市编写领导小组和词典编委会的执行机构，由上海市出版局直接领导。次日，胡耀邦即作了批示：“原则同意，请努力进行。”
5月26日至28日，《汉语大词典》编写领导小组在江苏省苏州市召开会议，《汉语大词典》的编写工作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6月5日 国家出版局发出通知，在书刊印刷业中掀起增产节约运动高潮，以增加生产、提高质量、缩短周期、降低消耗为中心内容，通过挖潜、革新实现增产节约。
6月11日 国家出版局发出通知，指出“文革”期间有关部门对印制发行毛主席著作采取优惠措施的规定已陆续取消，而发行折扣和书价却未作相应的调整，使出版社和书店在出版、发行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上发生了不合理的亏损现象。为此，通知规定：毛主席著作恢复“文革”前的发行折扣，即出版社向书店发货折扣改为七折，发货店向基层书店发货改为七八折。通知对毛主席著作、供广大干部学习用及供专业工作者阅读的马列著作正文每个印张的定价等作了规定。自1979年7月1日起实行。
6月17日～7月1日 应英国出版家协会邀请，以陈翰伯为团长、陈原为副团长的中国出版代表团一行10人访问英国。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出版界访问英国的第一个代表团。代表团回国后，在北京举办了大型汇报会，由陈原向500余人做了《访英观感》的汇报。
6月18～30日 国家出版局派出调查组到山东、江苏、浙江和上海，着重就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后出版工作如何适应形势发展需要的问题，进行调查研究。
6月29日～7月2日 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在北京召开编写通俗政治读物会议。会上拟定了由有关出版社分工组织编写43种通俗政治读物的计划。
7月2～6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洲文化中心在日本东京召开亚洲合作出版计划委员会会议，国家出版局应邀派倪子明、梁从诫出席，并带去一批儿童读物在会场上展出，受到各国代表的重视。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亚洲地区14个国家，中国是第一次参加。
7月24日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通俗讲话)由新华出版社出版。全书有24篇讲话，通过说理、举例、论证，有力地批判了林彪、“四人帮”的唯心主义思想路线和他们的反革命谬论，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并结合干部、群众的思想实际，全面地阐述了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
该书受到社会各界热烈欢迎，全国累计发行500多万册。这是新华出版社今年成立后出版的第一本书。
7月28日～8月4日 日本版权专家宫田升、青木日出夫应邀来我国作版权问题的报告。
8月13日 国家出版局向国务院写报告，提出将北京对外翻译出版处改为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报告说，北京对外翻译出版处原来的主要任务是翻译和印制联合国文件。几年来，除承担联合国总部文件每年约1000万字的翻译和1400万字的排版、印制任务外，还增加了联合国所属有关机构的会前文件的翻译和印制任务。此外，该处还向联合国有关机构派遣临时或定期的翻译人员。现有130人，其中英文干部近80人，是翻译力量较为集中的一个单位。为了广泛地开展对外翻译和出版业务，建议把该处改为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国务院批准了上述报告。11月17日，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正式成立。
8月27日～9月17日 国家出版局在太原召开全国书刊印刷工作会议。会上交流了书刊印刷业拨乱反正，整顿企业，增产节约和挖潜、革新、改造的经验，同时对有关改进和加强书刊印刷工作的一些最紧迫的问题进行研究，提出了意见和建议。会后，国家出版局拟出《关于书刊印刷工作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的意见》，报经中央宣传部批准,12月17日，国家出版局将这一《意见》印发全国有关部门执行。
9月2日 商务印书馆总编辑陈原在北京为《辞源》(修订本)第一卷出版举行座谈会。胡愈之、叶圣陶、白寿彝、吕叔湘、陈翰伯、张友渔、王力、任继愈、王子野等在会上发言，对《辞源》出版表示祝贺，同时谈了对辞书出版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修订《辞源》的工作从1976年起，由商务印书馆编辑部同广东、广西、湖南、河南四省区协作进行。全书收词目10万余条，约1000多万字，分为四卷，于1983年12月出齐。
9月6日 全国文联和国家出版局联合在北京召开座谈会，就文艺作品的稿酬问题交换意见。参加座谈的有各协会及文艺刊物，文学、美术等出版社的代表。大家认为，在“文革”以来稿酬停发了11年的情况下，国家出版局于1977年10月发布了《新闻出版稿酬及补贴试行办法》，确是突破了一个禁区。但经过两年来的试行，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个稿酬办法已不能完全适应今天的形势，有必要进行补充和修订。会上，大家就稿酬标准、印数稿酬办法、稿酬应根据不同情况有所区别、制定稿酬办法的指导思想等问题发表了意见，并提出了建议，供国家出版局重新修订稿酬办法参考。
9月7日 国家出版局、财政部联合发出通知，决定各地新华书店在财务管理体制集中到省级书店的基础上，从1979年7月起，试行利润留成50%，用于建立生产发展基金、集体福利基金和职工奖励基金。附发了《新华书店系统留成试行办法》。
在《试行办法》中还规定，京、津、沪三市书店按汇总的净利润汇解10%给总店(1982年改为7%)；北京、上海发行所和新华书店储运公司按实现的净利润汇解总店25%。新华书店总店集中掌握的这一部分利润留成，只对西藏等6个边远及经济条件差的地区进行适当补助。1983年按财政部规定实现利改税后，上述办法即停止执行。
9月14～28日 由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组织的日本印刷代表团一行10人，来我国参观访问和进行技术交流活动。
9月24日至27日，代表团在京举行印刷专题座谈会，日本印刷专家就照相感光材料，电气化学、印刷最新技术，工厂管理，电子照相排字、电子排版等作了报告。
9月28日 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委共27个单位和国家出版局向国务院余秋里、谷牧副总理写了《关于申请在北京集资筹建新闻出版用纸仓库的联合报告》。《报告》请求批准统一建造4.5万平方米纸张仓库和配套的5000平方米切纸车间，列入明年施工计划，所需投资由各单位共同分担，在国家拨给各部委的基建投资总额中划出，拨交国家出版局统一使用，不需国家另拨费用。建库所需土地，除按北京市城建规划留给纸张公司仓库现址墙外15亩土地待办理征购手续外，其余均利用现址进行扩建或翻建。
国务院批准了上述报告。
9月 大型辞书《辞海》修订本1979年版(三卷)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1980年出版缩影本。1983年出版增补本。
10月1日 中央宣传部新闻局、出版局分别在《报纸动态简报》和《出版情况反映》上，对《连环画报》第8期刊登的连环画《枫》发行后引起强烈反应的情况作了综述。胡耀邦对此作了批示：“对此画可不急于表态，但可请美协同志和画家们议一议：人物画究竟什么叫尊重历史?什么叫新的突破?林彪、‘四人帮’有什么禁区?现在的中央有什么禁区?比如说尊重历史这件事：究竟怎样画地主、恶霸、保甲长、卖国贼?画劳动人民?比如说，汪精卫，据说是个美男子，应该如何画?马克思曾经说过：‘借改变名称以改变事物，乃是人类天赋的诡辩法，当直接利益十分冲动时，就寻找一个缝隙以便在传统的范围内打破传统。’这个话很值得我们大伙想想。”
连环画《枫》中出现林彪、江青的正面形象，邮局拒绝发行，在人民群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应。
11月1日 国家出版局向各省、市、自治区出版局批转《新华书店总店关于加强邮购工作的意见》，并附发《新华书店邮购简章》。
11月2日 《汉语大字典》编写领导小组组长许力以向胡耀邦书面请示，汇报了《汉语大字典》自1975年上马以来的编写情况和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提出经征得四川省委有关领导的同意，拟在四川成立编纂处，作为编写领导小组和大字典编委会的执行机构，负责日常工作，由四川省出版局直接领导。
胡耀邦于11月6日批示：“请川鄂两省有关部门大力协助进行。希望全体编写同志同心同德，克服一切困难，完成这项有历史意义的工作。”
11月19日 中央宣传部发出出版社、杂志社要自负盈亏和不准用公款给个人订购书刊报纸的通知规定：(1)所有出版社、杂志社都要提高书刊质量，加强经营管理，除个别特殊情况外，都要实行经济核算，切实作到自负盈亏，不得由国家补贴。如果长期亏损，办不下去，就应该停办。(2)除了按规定可以用一部分党费、团费、工会费和行政费中的学习费购买必要的学习资料办训练班或供给党员、团员、职工学习外，不得动用公款购买图书、报刊发给个人。
11月22日 教育部向上海、四川等8个省(市)高教局、教育局和有关部门发出通知，传达了胡耀邦最近分别对《汉语大词典》和《汉语大字典》作的批示。教育部在通知中提出，参加词典编写工作的人员要相对稳定，一般不要变动，个别确需变动者，应征得有关省、市词典编写领导小组同意。对高等院校和中学参加词典编写工作人员职称的评定或提升及调整工资等项工作，应与本单位参加教学工作或其他工作同等条件的人员一样对待。各单位接到本通知后，与有关高等院校、地区教育部门专门研究一次，定出相应的具体措施，向有关人员传达，贯彻执行。
12月7日 国家出版局党组向中央宣传部上报《关于解决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积压问题的请示报告》。据新华书店总店统计，全国书店共积压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4.5亿册(占全部存书量的27%)，合码价1.03亿元(占全部存书总额的24%)。这些书多数是在“文革”期间积压下来的。长期积压下来的这批书籍从今年起要向银行付贷款利息约430万元，且长期占用书店库房面积，许多书出现封面粘连、书脊脱胶、钉锈、风黄，成为废品。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报告》提出四点处理意见。
12月28日，中央宣传部同意国家出版局党组的报告，并转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和有关部门，提出处理积压的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是一项十分严肃的工作，要求各地党委必须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督促出版行政部门在试点的基础上，定出切实可行的办法，尽可能使存书发挥作用。
12月8～19日 国家出版局在湖南长沙召开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廖井丹出席并讲了话。会议交流了粉碎“四人帮”以来出版工作的经验，研究了如何提高出版物的质量问题，原则通过了《出版社工作条例(草案)》，还就修改稿酬办法以及编辑职称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与会代表在全面讨论出版改革和发展问题时，围绕地方出版社“三化”(地方化、通俗化、群众化)方针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国家出版局代局长陈翰伯作会议结论时说：“地方出版社要求立足本省，面向全国或兼顾全国，可以试行。地方出版社出书不受‘三化’限制。”这次会议为改革开放后地方出版工作的大发展，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12月20～21日 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在湖南长沙举行成立大会。廖井丹出席并讲了话。
在成立大会上，通过了《协会章程》，选举了138人组成第一届理事会。21日，协会理事会第一次会议推举胡愈之为名誉主席，陈翰伯为主席，徐伯昕、黄洛峰、王子野、边春光、许力以、陈原、马飞海、王瞡、周永生为副主席。
12月28日 上海辞书出版社、北京市怀柔县新华书店被评为全国先进单位，出席国务院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农业、财贸、教育、卫生、科研战线全国先进单位和全国劳动模范授奖大会，荣获国务院嘉奖令。
12月 中央编译局为纪念斯大林诞辰100周年，选编了《斯大林选集》(上、下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选集》收入斯大林1901年至1952年的主要著作58篇，共102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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