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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母亲的诞生
我在爸爸吴敬琏33岁那年出生。我妈妈32岁，在北京的协和医院被视为高龄产妇。
我父母结婚后一直想要孩子，七年后才好不容易有了我，两年后又是好不容易才有了我妹妹。然而当他们两人才当上父母后不久，“文化大革命”的运动风浪袭来，他们也就无暇管孩子了。
我生两个孩子时的岁数，跟我妈妈差不多，可情形却完全不相同。我也是结婚好多年后才生孩子的，但那是因为我一直没有找到要当母亲的感觉。后来因为觉得年龄大了，害怕再不生就生不出来了，所以赶鸭子上架般地生出了儿子安安。可以说，作为母亲的我，是与我的第一个孩子一起诞生、一起成长的。
因为养育安安，使我母性大发，对孩子、对做母亲这件事，都深刻体会到发自灵魂深处的感动，甚至写出《安安，乖！——我在美国当妈妈》那本书来抒发自己的感动。我带孩子带得乐不思蜀，工作也不做了，过了三年，又生了一个女儿，而且声称还想继续生孩子。
1966年，我爸爸吴敬琏36岁的时候，满脑子装着“文化”和“大革命”。而1999年我36岁的时候，是一个家庭主妇，手里拉着儿子，怀里抱着女儿。你要是问我先生，他可能会说我根本算不上家庭主妇，因为我连家务也不大做。所以那时我的正式职称是“妈妈”。对，我说的是“职称”，而且在美国这是一个政治上很正确的职称。因为“妈妈”是一份很重要的工作，是妇女为社会做贡献的一种重要方式。
然而，我在美国已经能感觉到我妈妈会剧烈摇头表示反对的空气震动啦。在她看来，因为我在美国作为“母亲”诞生了，生生地把我奶奶为之奋斗的“妇女解放运动”向相反方向推了好几十年。她对我选择在家里做“全职母亲”非常不以为然。我爸爸还比较客观，但他与我之间还是出现了这样一段对话：
爸说：中国的妇女地位比美国要强多了。
我说：也不知道那是自然还是不自然。男女在家庭中的分工，自人类有家庭以来就有了，男人出去打猎，女人在家里照顾孩子……这样符合自然的分工，不应该成为男女地位不平等的原因。如果说妇女要有地位就不得不变成和男人一样，那才是对妇女的不公，那才是社会的退步。
爸说：也许我们在中国很早就接受了社会主义的观念，那就是：根本问题在于财产权，谁挣的钱多谁就是主人。
我说：但是世界上还是有几种文化里，妇女因为持家而得到很高的地位、甚至在法律上是受保护的。在我看来那才是真正的尊重妇女——尊重她们在家庭里相夫教子的角色。
爸说：但是资产阶级的妇女解放运动也接受了社会主义的观点。当时流行的一本书叫《妇女与社会主义》，是早期的社会主义者写的。
我说：对，美国原来也是这样，好像女人非要到男人的战场上去和男人较量，才能赢得地位。但是从法律上的改变来看，已经越来越奖励妇女在家庭里的角色了。比如，美国很多州的法律规定，结婚后夫妇个人的收入都算作共同财产，离婚时对半分；如果结婚10年以上，连结婚前对方的财产都有可能拿来分。我觉得这样的法律就是把家庭看成是一个单位，而不是鼓励丈夫和太太之间还要在事业上彼此竞争，争出一个谁是主人来。
爸说：那大概是后来的想法了，因为美国到20世纪后才有选举权。中国在民国初年就是这种观点，谁挣钱多谁就是主人。奶奶在1947年就已经当议会议员了。
我说：但是我奶奶还是注意到了做女人和做男人的不同，而且她明白对女人公平就应该在政策上照顾她们的特殊性。早在上世纪40年代，奶奶在重庆和成都办报的时候，不是就规定了报社的女职工可以享受40天的产假并照发工资吗？这在40年代的企业里该是非常特殊的吧？
我认为，每个人的生长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人生观。要知道我奶奶为什么是激进的女权主义者，最好看一看她的生活都给她上过哪些课。首先，她从她母亲那里学到了什么？
奶奶邓季惺的母亲——吴婉，早先也是一名前卫女子。19世纪末期，她跟着哥哥在私塾里读书，后来上过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然后就在重庆创办了当地的第一所女子学堂。嫁人后开始生孩子，一连生了9个，自然就不可能再出去工作了。为此她一生都对丈夫心存怨气，并且把她的怨气写进了《不平则鸣》一文中。
当我奶奶一天天长大的时候，吴婉开始在女儿身上看到了希望，她支持女儿去实现在自己身上中断了的理想。可是奶奶的父亲并不特别开放，他认为女孩子在私塾里念点书就行了，不必去外面上学。我奶奶14岁那年，吴婉趁丈夫出川办事，自作主张，让女儿投考了重庆省立第二女子师范。我奶奶在重庆二女师读书时，卢作孚、恽代英、张闻天、萧楚女都曾在该校任过教，杨尚昆夫人李伯钊也是她的同班同学。虽然“五四运动”时她只有12岁，但那时宣扬的民主和科学等价值观影响了她的一生。
与此同时，吴婉，当年那位聪慧的知识女性，在家里逐渐变成了一个很胖很胖的老太婆。我爸爸他们都还记得，外婆因为胖而特别怕热，在重庆炎热的夏天里，她只好穿着一条短裤坐在院子里的一块大石头上来降温。尽管已经很胖，她却仍然停止不了“吃”的嗜好。爸爸形容她能一次吃下一整只蹄膀的时候，还加了一句：“她说不吃心里就躁得慌。”这就是我奶奶邓季惺的母亲。
如果我也有这么一位母亲作为我人生训戒的活生生标本的话，我肯定也早就成为女权主义者了，而且必定时时提高警惕，不让自己重蹈覆辙，不让男权复辟！然而事实正好相反，我从小就生活在激进的（如奶奶）和积极的（如妈妈）女权主义者身边，不但从没见过她们光着脊梁坐在石头上啃蹄膀的画面，而且每天看见的就是她们如何关心各类“大事”：国家的、单位的、自己事业上的、丈夫事业上的，甚至看见她们对男人们轻而易举地施加指挥和影响力。那你想想看，在我这儿怎么可能会有如我奶奶那般的“女性解放”的紧迫感？或者如我母亲那般维护女性解放的必要性？根本无从说起。
这有点儿像我儿子打网球。那天他的教练说：“这孩子的技术还行，就是缺乏点杀手的本能。”我心想，还杀手本能呢，这孩子12岁了，连一个西瓜、一只橘子都没杀过，从来都是他爹给剥片、切好、在盘子里装好，就差喂他了。上哪儿找“杀手本能”去？！要革命，首先得有危机感。多谢我奶奶之辈的艰苦卓绝、寸权必争的努力，我才对“妇女解放”完全缺乏危机感。我觉得，就是我今天决定给自己裹小脚，也不能算是封建复辟，而且还很可能是在我爸、我丈夫、我儿子和我们家全部男同胞的集体反对下而发生的我行我素的自我表现行为。
其实我和我奶奶都没错，而且也不构成相互的矛盾。我当年选择在家里当“母亲”是对的，因为妇女解放的实质在于使妇女拥有和男人一样选择的权利，并不在于拥有这种权利的妇女到底选择什么。如果她们只有、而且不得不选择从事某种别人认为高尚的职业才能被社会认同，那她们不是仍然没有选择的权利吗？她们不是仍然没有得到解放吗？
我奶奶也是对的，因为如果没有她为我们这一代的妇女铺平了道路，我们哪来选择的权利。我又怎么可能有机会坐在这里堂而皇之地说，工作或者不工作、裹脚或者不裹脚全随我？另外，我的选择也是出于我不如奶奶能干。奶奶从来没有因为忙她的事业而不管孩子，从整本书里你都可以看到，三个孩子对她是多么重要。另外还有许多她和孩子们一起做的小事情，我都省略了。比如，她和陈铭德在30年代去日本买印刷机，专门买了新式唱片回来放给孩子们听；她喜欢在午后安排一个点心时间，给孩子们推广她新学到的营养学，一会儿全家每天必喝菠菜猪肝汤，一会儿又换了稀饭加生鸡蛋；她除了每年暑假必给孩子们请好家教，也曾亲自带着孩子们做菜、背诗和游泳等等。我奶奶是个传奇式的人物，她做到了事业和孩子两不误。我只能自愧不如。以我的能力和精力，只能选做一样。所以我的人生是分阶段过的，没孩子的时候，我是个人主义者；生了孩子们，我成了母亲，就只能做母亲；孩子们上学了，我又有了新的兴趣和事情。现在回过头去看，我觉得这样的选择还不错，孩子只能小一回，长大了就不会再变小；而事业在那之前和之后都还能再有。我的父母其实也做不到事业和孩子两不误，但他们多数时候选择了工作。至于他们在心里是如何将这件事摆平的，不是我这个异时、异代、异地的人能够理解的。
（佳运摘自《我和爸爸吴敬琏：一个家族鲜为人知的故事》当代中国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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