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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我的妹妹
君特·格拉斯1927年生于但泽,作家、雕塑家、画家。当代德国最有影响的作家，文学创作涉及小说、诗歌、随笔，1999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瑞典学院称其以“嬉戏般的黑色寓言揭露被历史遗忘的面孔”。
《剥洋葱》是君特·格拉斯的自传体回忆录，下文仅截取《我得到的新婚礼物》一章的片断。
在上奥森姆公墓的葬礼上，我站在妹妹旁边，而她站在父亲旁边。妹妹离开修道院后，只是在科隆一所医院的挂号处找到一份地位很低下的工作。她很痛苦，不知道怎么办。总得有个人减轻她的苦恼，可是，又能找谁呢，因为连上帝都在她叫得应的距离之外。
母亲躺在棺材里进入了墓坑，泥土乒乒乓乓地落到棺材上。做哥哥的只关心自己，关心他冒险获得的幸福，总像不关心似的离得远远的。父亲像妹妹一样绝望地落在后面，我觉得他忽然变小了，假如不说他萎缩了的话。
他看上去好像无法再长久地承受这么多的孤独；妻子死后不久，他就与一个寡妇同居了，寡妇像他后来那样有养老金，是所谓的“大叔婚姻”。他以他的方式感到满足，光阴迅速地逝去。两个人有时高兴，就一起乘坐为退休老人安排的大客车去这儿或那儿，沿着莱茵河上行，去巴哈拉赫品尝葡萄酒，或者去比利时的斯帕，在那儿的赌场用他们省下的零钱赌一把，但是输赢都很少。
多年后，就像父亲说的那样，在我成了名以后，他为自己的儿子感到自豪，蓝眼睛一眨不眨地向我保证，他“一直都很信赖我”。我说：“是的，爸爸，假如没有你可不行。”后来，我们和和气气地相聚，每次他都带着新夫人，他的“小克莱”，来看望我们及孩子们。她，古特贝勒特太太，坐在尼德街我家的沙发上翻看画报，而安娜用心地弹琴，我同父亲玩斯卡特牌。
可是在上奥森姆的墓地上，我们相互却几乎无话可说。也许是目光在默默地扫视那些坟墓吧，北方幸运女神发电厂冒着烟的烟囱总是只说这么一句话：生活在继续，生活在继续……
此外，参加葬礼的人似乎被辉绿石、西里西亚大理石、石灰岩和比利时花岗岩的墓碑包围了。墓碑排列在黄杨树篱之间，有可能全部出自戈贝尔工场，虽然老伙计科涅夫与我一起在邻近的一些村庄砌过一至三位数的墓碑，我们先用工场的小货车熟练地运基座，再在基座上接合加固，但是，我们从没有在上奥森姆干过。
父亲的邻居和同事与我们一起围站在坟墓四周。我不清楚当时是否下了雨，是否下了雪或只是残留着一些雪。我不知道谁来谁没来。我已经想不起与神父和弥撒助手说的有关葬礼的话。我心里空落落的，或者说，我觉得心里空落落的。我试图流泪，却白费力气。不过，这已经说明了什么。
哭哭啼啼的妹妹已经走到了墓地的另一边。她问我：“下面我怎么办？我该做什么？”做哥哥的无法回答，因为我一心专注于自己，只是专注于自己。
父亲是1979年夏天去世的，享年八十岁。我赶到时，棺材还敞开着：他看上去气色不错，修饰得像以往一样，似乎对所有人都很友好。古特贝勒特寡妇死在他之前，葬在奥普拉登，所以，他也葬在那儿。不管我们何时相见，他都认为他应当鼓励我：“就这样继续干下去，孩子！”
父亲的信袋里插着对于我的书的正面评价，可是，他全都没读过。我的儿子拉乌尔曾在科隆的西德意志广播电台实习，做电气技师，他企图模仿他久已向往的偶像弗兰克·察帕，有时和朋友一起去他爷爷家玩斯卡特牌，而那正是我父亲的小小爱好。
20世纪70年代中期，当极右翼政党高举着过去的标语出现时，我问父亲，这一次联邦议会大选他选了谁。他说：“当然是社民党啦，跟以往一样。”停了一下他又肯定地说，“不然的话，你会取消给我的资助。”那时，我们已相处得相当好了。
在父亲去世前几年，他已是个需要别人护理的病人，乌特和我就把他接来了。一路上，他欣赏着漫长的汽车旅程的景色，不肯“打瞌睡”，始终注视着车外的肥沃草地，以及奶牛，到处都见到奶牛。
在韦沃尔斯弗莱特家中的厨房过道里，他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独自一人迷迷糊糊地打盹儿。中午，在布鲁诺、马尔特和汉斯饥肠辘辘地放学回来并弄出不同程度的喧闹前，他就坐在靠近火炉的地方，火炉上煮着土豆。“土豆在锅里咕嘟嘟地响，我总是很爱听。”他说，“以前，我为小莱妮，也为小克莱烧饭的时候……”
他不再喜欢多说话，每次乌特吻他，祝他晚安，他总是感到满意，但是又说：“你应当吻嘴唇。”
我的妹妹呢？她在上奥森姆公墓或者说母亲的葬礼之后向我提出的问题，后来我仍然常听到：“下面我怎么办，我该做什么？”
将近4月底，她来伦茨堡参加我的婚礼。然后，她跟随安娜和我到了我岳父在提契诺州的度假别墅。她在那儿试着用大量的瑞士巧克力消除她的苦闷，不管是全脂鲜奶的还是略带苦味的，但是，除了在天气晴好时哭泣外，她简直不知道做什么。
她那经常的抱怨其实指的是公益方面，要帮助其他人，不是随便应付，而是马上实行。
1954年秋天，那次穿越佛朗哥统治的沉闷而又闭塞的西班牙之行让我收获了我的第一篇叙事作品，也就是短篇小说《我的绿草地》。随后不久，妹妹来柏林看望我们。当时我们已住在迪安娜湖畔的地下室里，她还在追问我们那个一成不变的问题，直到一次看完电影后，我们三个人打算过布达佩斯街，但因为红灯不得不停下来等，这时，我对她“怎么办？”提了个建议，听上去不怎么友好，更像是一个命令。
我借助不知从何而来的突然的灵感，说同情还不如说粗暴地叫道：“真要命，你这没完没了的悲叹！你去当助产士吧，孩子总是有的！”
后来，她果真成了助产士，那是她结束了在汉诺威州立妇产医院的培训之后。
在赖特、波恩大学医院和萨尔州的吕登沙伊德，据粗略估计，她总共接生了四千名婴儿。她以实用的手法和有效的话语辛勤工作了几十年，最后担任了高级助产士和接生指导老师，还同时为好几所医院担任改进工作条件与协商工资的工会委员会主席。
今天，她作为工会元老委员会的代表仍然常出差。她是个坚决果断的人，在节庆场合酒量很大，受到我们的儿辈与孙辈喜爱，但是，他们也有些怕她。她作为信仰天主教的社会民主党人，与一个修女，也就是朔拉斯蒂卡——又叫朔丽——成了好朋友，担任过各种职务。一直到老，她都到处找机会显示她那外表粗鲁但心地不坏的幽默，有时她也会发怒，向那些为世上批准的非正义说好话的人表明她的看法。“说老实话，我对此相当愤怒！”这是她的一句从来不变的话。
我的小女儿内勒后来也成了助产士，和姑姑一起为生育率的下降担心。两个人相互安慰：“喏，幸亏有足够多的外国人关心子孙后代的事儿……”
我说的那句话是在街边等红灯的时候说的，想不到却成了指引她一生方向的路标。这让我想起了恩泽林教授，在1947年那个冰冷的冬天，当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因为缺煤而关闭时，正是他给了我正确的指引。
(孙茜摘自《剥洋葱》译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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