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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然，或那个时代
“喜鹊登枝”
《新农村的新面貌》是叶圣陶老先生写给浩然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喜鹊登枝》的评论，这本小说集出版于1958年，其时浩然26岁。时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的叶圣陶用不无热情的文字评论道：
“光就收进集子里的十一篇短篇看，已经可以从多方面见到，在被革命唤醒的新农村里，人的面貌是怎样的焕然一新，人与人的关系是怎样发生亘古未有的变化。”
浩然在《人民日报》的广告栏中看到了这篇文章的预告，随后急忙骑上自行车赶往东四邮局，买到登载那篇文章的刊物后，急不可待地坐在营业大厅的长椅上阅读起来。
跟短篇小说集《喜鹊登枝》一起来到这个世界的还有浩然的女儿春水。
此时，因为沉迷于作家梦，浩然在单位背着“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罪名，当女儿在东四一家妇产科医院瓜熟蒂落之时，印刷工人们正在装订那本天蓝色封面的书。几天后的正晌午，女儿正在母亲怀里吃奶，邮递员把散发着油墨香味的新书送到浩然供职的《俄文友好报》南门口的收发室中。
这是浩然步入文坛的开始，此后他在文学界崭露头角。
“打骡子马也惊”
1932年，浩然出生于河北省开滦赵各庄煤矿。他的家就在矿区的大粪场子，出门就是摊晒着的或堆积着的大粪干儿，到处弥漫着熏人的臭气。曾经一度举家回归祖籍宝坻县单家庄居住，再后来，浩然举家搬到蓟县王吉素村落户，父母双亡，沦为举目无亲的孤儿。
浩然13岁前念过3年小学、半年私塾。他不安心当农民，不情愿在小山村度过窝囊的一生，爱写写画画，爱看书，致使地里的庄稼种不好，棚里的牲口喂得不壮。因此而遭到乡亲们的轻蔑，背后诋毁他是“王吉素最没出息的人”。那时候的浩然想到唐山瓷器厂学手艺，想成为一名身怀绝技、能挣到大钱的画匠师傅。结果因为那个工厂里没有熟人引荐而无门可入，终成泡影。
正当浩然收回野马一样的心，打定主意要苦学农活，不惜出大汗受大累，当一名“合格的庄稼人”的时候，“共产党跟国民党夺取政权的仗打起来。共产党的民主政府曾经出面做主，没有让企图霸占独吞我家财产的舅舅得逞，保住了我的房屋土地，我对共产党感恩，因此在两军生死拼搏的关头，我很自然地站在了共产党的一边。”
浩然打定主意，等到天下太平了，就回到家，种那八亩平川地。意外的是浩然被蓟县县委送到地委党校学习，学习了《社会发展简史》，看了苏联集体农庄的纪录片，听了一位到过苏联、亲眼看到那里的人过上社会主义幸福生活的同志的报告，年轻的心被点燃起火苗子。
1948年11月，16岁的浩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村、区、县青年和党政干部8年。
然而，单纯做农村的基层工作并不能满足浩然的精神需求。自17岁做起文学梦开始，浩然下决心，补充先天不足的文化知识，磨练好笔杆子，效仿古典小说《水浒传》和当代名篇《新儿女英雄传》的样子写农村，写农民。
“我的根子扎在农村的黄土地上，我的血管里流动的是农民的血……农民父老们对我是有恩的，而且恩重如山，终生难报。”
文学上崭露头角，浩然也迎来了工作的变动。1956年他被调到《俄文友好报》。从省报调到中央，从保定调到北京，浩然在自述中这样写道：“这个时候，我们国家历史上有名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哗啦啦地展开了，震天动地的口号是‘超英赶美’、‘向共产主义天堂进军’。那气势真是汹涌澎湃，排山倒海一般。”
浩然得到《北京文艺》的入场券，就是1957年在正义路青年团中央礼堂旁听了一次批判刘绍棠的大会。
他的感觉是“受到了教育”，“灵魂被震撼了”。
万花凋谢，一枝独秀
在1965年出版的《艳阳天》的后记中，浩然写道：“我要永远往高攀登，坚决做一名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又红又专的文艺战士。”
学者陈思和在论及浩然作品时写道：“浩然是‘文革’时期有幸可以在新华书店里陈列自己作品的作家……在一片肃杀的文学空间，除了样板戏和一些拙劣图解政治的文字以外，唯一可以当作文学作品看看的合法创作大概就数浩然的小说了。”
“浩然的创作开始于50年代，民间性的自发成份还相当浓厚，他的作品清新活泼，内容多写新人新事，虽然肤浅，但浅得可爱。但从1960年代毛泽东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以来，他的创作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标志是长篇小说《艳阳天》的出版。这部作品在‘万花纷谢一时稀’的年代里能够一枝独秀决不是偶然的幸运，而是它能够直接图解出一幅农村阶级斗争的图像：作者用‘两军对阵’的二元对立的模式，写出了一个合作社在麦收以前的15天里发生的一场惊心动魄的‘战争’。”
1966年，“文革”风暴席卷，浩然被军宣队为主的工作组推举为北京市文联革委会副主任，他参加了中共第十届全国代表大会和第四届全国人大，1976年9月成为文学界唯一参加毛泽东治丧委员会的代表，常以“文学工作者”、“文化界人士”名义参加外事接待、见诸报端，曾出访日本。
1978年，浩然受到清查，被解除全国人大常委、委员职务。结论是“不是帮派分子，在‘文革’中摔了跤，但没有完全陷进去”。
1979年被流放后重回北京的王蒙成为北京市文联的专业作家，后来在《王蒙自传：大块文章》里忆及当时文联诸公对浩然的态度：“管桦、杨沫都对浩然印象很好，大多一般工作人员与司机也都喜欢浩然，道理之一是浩然对比自己的年龄大4岁没有上过什么学的发妻态度极好，这在中国是好人和坏人分野的一个标志。浩然对农民业余写作者的态度也一直比较好，而对作家同行却多了些提防。爱体力劳动者而防脑力劳动者，这大概也算一种阶级感情，也是多年宣传教育引导的结果。另外有几位老作家，对别人在‘文革’中挨整而浩然一花独秀，尤其是浩然当‘文革’头目时的一次红卫兵批斗大会耿耿于怀。此次会后老舍自杀了，那还是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前，浩然说他极力保护那些作家，怕闹出人命关天的大事。而另一位老作家坚持说是浩然说过打死也没关系。”
1998年秋，在经历长久的沉默之后复出的浩然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谈到准备写自传，要“说清楚”自己“不是蟊贼，不是爬虫，而是一个普通的文艺战士，一个有所贡献、受了伤的文艺战士”。
然而，他已经无法说清楚，说清楚的努力使他获得了更强烈的批评。
“失去的感觉能力”
北京市作协副主席刘庆邦是读中学时候知道浩然的，1965年刚读初一时，他就读了《艳阳天》。
参加工作以后到了煤矿，刘庆邦又读了浩然的《金光大道》，读他的小说集《春雨集》，其中收了他的很多短篇，包括《喜鹊登枝》。“他的小说里边爱情挺美好的。他写的农村生活，对一个农村的孩子来说还是很亲切的。”
1989年以后，浩然复出，先是担任《北京文学》主编，后又当选北京市作协主席，北京市文联副主席。
刘庆邦是到了北京以后跟浩然见面认识的。“在认识他之前我已经在《北京文学》发表不少小说，我有一篇小说已经被审定，是写老地主还乡的短篇小说，叫《汉爷》，浩然当了《北京文学》主编以后有人告诉我可能那篇小说发不出来了。大家认为他比较‘左’，而且我的小说正是对阶级斗争观念的反驳，是写一个老地主回乡去找他的情人所遭遇的一系列打击。但那篇小说还是发了，发得位置还不错。这是浩然当了主编以后发表的我的第一篇小说。”
后来刘庆邦跟浩然交往的机会就多了。那时候浩然虽然也在写东西，但跟当时的文学潮流不大融合，说是不大跟得上潮流也好，说是排斥也好，总之，浩然那时给人的印象就是一个过气的作家。
和诸多对浩然小说的批评不同，刘庆邦以他职业作家的鉴赏力表达了对浩然小说的看法：“他写《艳阳天》，截取的那段生活正是新中国开始的时候，那时候正是新中国生机勃勃的时候，有种欣欣向荣的感觉。合作化的初期，大家都有对共同富裕的向往，对集体生活的向往，我看他写得确实是热气腾腾，应该说有真实的地方。”
“然而，浩然在晚年也没有反省自己。他表示不后悔，强调他写的都是真实的生活。也许他看生活就是那么看的。很可能他就是那样思考的。我觉得这样一个作家，确实值得深入研究。”
刘庆邦最后一次见浩然是在2002年，参加中国作协全委会议的时候。患脑血栓之后，浩然反应不那么敏捷了。
“他穿件大红毛衣，满头银发。跟他说话，他光笑，笑得很慈祥，但言语表达能力已经跟不上了。后来浩然就因为脑血栓成植物状态，他完全失去了跟人交流的能力。”
（青竹摘自《南方周末》2008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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