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裳谈巴金

一九五六年我到四川去旅行，过成都时曾去访问李家（巴金老家）的旧宅。不记得那地方已经改为一个什么机关了，只在大门口张望了一下，远远地看了可能曾经是巴金的卧室和书房的屋子，就走开了。我没有走进去，没有去看花园，没有去凭吊鸣凤自沉的湖边“遗址”。这就证明我的“历史癖”并不太深，头脑也还比较清醒。不过我当时确是有着一种小小的计划，我想，如果要认真研究巴金和他的作品，不了解成都的种种是不行的。我在成都住了一个月，看了不少川戏，看了廖静秋的《归舟投江》，这是一个很有才华的演员，当时已经身患不治之症，但仍严肃地坚持舞台工作。巴金很尊重她这种工作精神，他和几位四川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给“人大”写过一封信，提议给廖静秋拍一部舞台纪录片。信里有这样的话：“现代科学还不能保存她的生命，但是可以保存她的艺术。”后来她留下了一部纪录片。不久以后廖静秋逝世，巴金写过一篇纪念她的文章。从这件小事也可以看出巴金对川戏的感情。

在《家》里描写过五十年前川戏演员生活的一些小小侧面，在另外的文章里他还作过更详细些的说明，看来那时候四川演员的命运和《金台残泪记》这类作品里所描写的北京演员差不多。巴金对这些被侮辱与损害者是同情的。这一点，过去巴金的研究者似乎都没有加以注意，可能就是因为人们对这种社会现象缺乏必要的了解。不过一九五六年的成都已经再也找不到这种历史残迹的馀痕，访问老演员也很难获得这样的材料。我看过《打红台》后访问了著名演员面娃娃（彭海清），他谈了不少表演和川戏流派，使我增长了见识，但他并没有谈旧时代演员的生活，仿佛这一切都真的一去不复返了。在成都，唯一使我感到满意的是发现了一个别有风味的舞台，当时它还被使用作一个主要的营业性剧场。它是在一个旧宅的花园里，舞台不大，池座四周有朱红的游廊，外面就是花园，大约只能接待几百个观众，在这里我看了《抢伞》、《辩钗》……这些节目，感到环境和演出十分协调。我想《家》里描写的公馆里演戏那种场面，大抵就差不多是这样子。

巴金是很喜欢川戏的，川剧团旅行演出路过上海，总有些演员到他家去做客。不管是老演员还是年轻演员，都像熟人似的和他随便谈话。川戏在许多地方都赢得了不少热情的观众，其中不少还是狂热的爱好者，碰在一起就热烈地谈起来。在这种场合，巴金只是微笑地听着，把“内行评论家”让给旁人。他在《谈我的短篇小说》的末尾说：“我从小时候起就喜欢看戏。我喜欢的倒是一些地方戏的折子戏。我觉得它们都是很好的短篇小说。”他举了川戏《周仁耍路》的例子，作了分析，指出这完全是中国人的东西，从人民中间来的东西。他赞颂了我们深厚的传统。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给作家的哺育，而这也正是研究者往往忽略了的。

巴金有着非凡的记忆力。五十年代初，有一次饭后闲谈，他兴致很好，随口背诵了好多篇古诗，包括《长恨歌》、《琵琶行》这样的长篇。那时我正在起劲地买旧书，他托我顺便给他找一部旧版的唐诗选本。记得后来找来了一部《批点唐诗正声》，选本并不高明，不过是明万历刻，棉纸印的。巴金喜欢买书，但从不买线装古书，这部《唐诗正声》，大约在他的藏书里算是很别致的了。他还托我从相熟的旧书店里买过一整套《绣像小说》。《老残游记》就是最初在它上面发表的。此外还买过全套的林译小说……这些都是他年轻时熟习并喜爱过的读物。他摩挲着这些书时，表现了非常的喜悦。我记起他在《忆》里的一段文字。当他还是一个孩子时，晚上在清油灯下，跟着母亲读他自己手抄的词，这是个非常美丽动人的场景，它使我想起龚自珍的《三别好诗》和诗序。龚自珍说有三位文字成就并不太高的作者的作品，却是他一直深爱的，那原因，“以三者皆于慈母帐外灯前诵之，吴（梅村）诗出口授，故尤缠绵于心，吾方壮而独游，每一吟此，宛然幼小依膝下时。吾知异日空山，有过吾门而闻且高歌、且悲啼，杂然交作，如高宫大角之声者，必是三物也”。龚自珍在这篇诗序里表现了他独有的文学特色之外，还表现了更重要、更真实的东西。

（潘国彦摘自《书之归去来》 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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