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若丝悬

家里有位亲戚，如今在南京一所军队医院里当总工程师。少年时代，因为贪玩，小学六年级开学不久，他就辍学回家，牵着一头牛上山放牧。秋天一来，到处闻得着粮食的酽香，躺在草地上，舌头一伸，就能尝到那些长在山野间红彤彤的、金灿灿的野生果实的甜酸滋味。本以为日子会过得无忧无虑，快活如天上神仙，没想到赶上了那场后来说是七分天灾、三分人祸，实际上全是人祸，与老天爷毫不相干的大饥荒，饥饿像只魔鬼，从早到晚一刻不停地咀嚼着一个个浸泡在焦黄苦水中的肠胃。某一天，他听说，县里有政策，在校学生每天供应一碗米饭。他将牛绳一丢，拿上一个碗就往学校走去。回到学校他还不想上课，只在外面看着食堂的炊烟一点点变成米饭的喷香。第一次，他没有吃上想吃的米饭，因为有决定权的小学校长到县里开会去了。第二天他又去，并且如愿以偿。瘦骨嶙峋的小学校长问时，他用没有城府的心灵如实相告。小学校长长叹一声后，拉着他的手去了食堂，让炊事员打了一碗米饭给他吃，又要他每天按时到学校上课。为了一碗米饭，他重新回到课堂上。小学校长到县里开的是初中招生的会议。听说考试那一天，进考场的学生还能多吃一碗米饭，那位亲戚也报了名。只要进入初中，一日三餐都由政府负担，虽然还是吃不饱，却也饿不着。他没有那样的奢望，六年级上学期的课程他只上了几天，下学期课程也只上了一半，所以，他只想有机会多吃一碗饭。那一年，饥饿太厉害了，县教育局唯恐负担太重，会招致考生在考场上出事，小学升初中时只考作文一项，题目是歌颂中苏两国之间的伟大友谊。那时候，一般乡村的孩子哪儿会去想这样的国际大事，偏偏就他喜欢看《参考消息》，记得其中关于两国的一些事例。他的作文得到了全校最高的９９分，因而顺利地升入初中。到县城的路有７０里，这一动步就不可收拾。多少年后，定居南京的他接待了小学校长的一位亲戚，并且按照小学校长在亲笔信中所请求的，倾尽全力为这位晚期尿毒症患者做了肾脏移植手术。

提起这些往事，亲戚的脸上始终挂着微笑，一再说，这就叫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之后不久，他去苏南一带出差，遇上重大车祸，后来诊断，全身仅骨折就有１００多处，最危急的情形却是肺部出血形成的气胸。他很幸运，报急电话召来离现场最近的乡村医院的大夫，曾经在１９４９年之前的国民政府军中做过战地医生。乡村医院的大夫果断地拿出一把手术刀，握在手里，留下一指半宽的一截刀尖，就像当年在战场上抢救胸部中枪的士兵那样，照着肋间扎下去，一股血雾应声冲了半米高。随后才赶到的市医院顶级外科大夫，高度评价了只有战地医生才敢下手的这一刀。过了起死回生的第一关，回到市医院，一位在国内脑外科界赫赫有名的大夫亲自替他做了开颅手术。亲戚最终活了过来，并且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从医６０年的脑外科大夫感叹说，脑部受伤到如此程度的手术，这辈子一共做了９０多个，奇迹只出现在这仅有的一次上。

伤愈之后，亲戚回老家过年，在县城里见面后，说起濒死之际自己的感觉，让我觉得不可思议。那一阵，身在虚妄中的他，不停地在一处山坡上嬉戏，或者是不紧不慢地追着野兔，或者是上树掏那晃悠悠的鸟窝，再就是捡柴。一切都很熟悉，几乎就是老家屋后，小时候天天要去的地方。亲戚苏醒过来，回忆起这些，也觉得十分奇怪。在近两年的疗养康复期，他查阅了大量国内外相关文献，终于了解到，在美国，一位知名心理学家，经过对一些脑外伤后死而复生者的调查，得出两个结论：其一，在命若丝悬的那一刻，记忆中出现的都是宛如仙境的山水天籁花草自然，而且无一例外；其二，活下来的那些人，绝大多数童年是在乡村度过的。心理学家认为，同为严重的脑外伤，乡村中人或者有过早年乡村经历的人，其生存力要远远大于从小就生活在城市里的人。

一般的人通常不会闯进浩瀚书海，执拗地寻觅这类太过专业的知识。能够从别人的叙述中找出一些关键点，长久地记在心里不使忘记的都是这些化繁为简的内容。虽然不可思议，我还是相信。在我不断地转述这近乎神迹的过程里，相信与不相信的人大致相当。这是可以理解的。如果自己不是太了解这位亲戚为人厚道，凡事严谨，换上一个普通得近乎道听途说的人来说这些事，自己也会自然而然地怀疑和不相信。

（刘生摘自《中国国土资源报》 ２００５年１１月１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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