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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可惜，经国死得太早了！”
打击之后的“和平攻势”
１９２６年，邓小平与蒋经国同在苏联中山大学求学。那时，邓小平是蒋经国所在共青团小组的组长。
１９７５年，蒋介石死后，蒋经国于１９７８年３月１１日被选为“总统”。对岸，老同学邓小平历经三次“沉浮”后，开始主政大陆。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１６日，解放军停止了自１９５８年开始的对金门、马祖的炮击政策；国民党军队也停止反炮击。１９７９年元旦，全国人大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提议两岸开放经贸、旅行和通邮。廖承志也发表了致蒋经国的一封公开信，提议国共第三次合作，并表示愿意访问台湾。
蒋经国对邓小平的这一波“和平攻势”，反应相当敏锐。蒋经国一方面谢绝廖承志的来访，但另一方面又认为：北京现在热切鼓励两岸之间扩大经济、社会、文化交流，长此以往，对台湾必然是利大于弊。
因此，早在上世纪８０年代即将开始的时候，两岸修好的舞台，已经由邓小平和蒋经国“联手搭建”完毕。
老同学是个大孝子
１９８１年，邓小平进一步向蒋经国“示好”。
北京首先停止了纪念１９４７年“二·二八事件”的例行活动；此后，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公开邀请蒋经国等国民党官员“回老家瞧瞧”。随后，大陆发表了叶剑英委员长向新华社记者的谈话，全面阐述了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政策，提出九条对台方针。邓小平说：“九条方针是以叶剑英的名义提出来的，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这是中共领导人首次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概念。
邓小平清楚，蒋经国是个大孝子，就指示浙江溪口，要他们修缮蒋经国母亲、祖母的坟墓。蒋家墓地修葺一新的照片，被迅速但又秘密地送进了台湾“总统府”。
邓小平还就他的“一国两制”统一模式，提供法理架构。他指示修订宪法，赋予台湾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特殊地位。“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亦即对它们现有的经济、政治、社会和司法制度有控制权。
邓小平明确表示：北京有权代表整个中国在国际舞台活动，可是台湾和香港同样享有“相当的外交权，（可）处理一些涉外事务”。
李光耀成两岸“中间人”
当时，新加坡领导人李光耀曾往来于北京与台北之间。一次，李光耀访问北京时，邓小平通过李光耀，向“我在莫斯科的同学”蒋经国致以问候。
李光耀给邓小平及大陆官员介绍台湾的情势，邓小平也对李光耀及其他访客陈述如何保护各方利益、解决两岸问题的看法。邓小平说，北京绝不派官员或军队到台湾。不干预台湾的政治或“人事”问题，统一后的现状“可以维护１００年”。
依据邓小平的说法，台湾可以享有“处理外交事务……签发特别护照……与其他国家签订一些协定……的特别权力”；两岸关系将是“你不吃掉我，我也不吃掉你。你不要烦我，我也不烦你，各行其是”的性质。
强硬的邓小平再次强调：“除了‘一个中国’的原则，大陆方面没有其他绝对的条件。所有的其他条件、方式，都可以谈判、调整。”
这是台湾从北京所获致的最有弹性的谈判起点。
蒋经国的政治改革
蒋经国听到李光耀传递的这些信息后，并不认为这些“条件”在岛内已经凝聚成为共识，所以他并不赞成立即开始两岸谈判。
１９８６年夏天，李光耀又到台湾访问，与蒋经国讨论大陆局势的发展。这一次，蒋经国明确告诉李光耀，对于改造台湾的政治体制，他已经有了全盘的计划和最新的想法。
１９８６年９月２８日，１３５位反对派风头人物，在台北圆山大饭店举行集会，并宣布民进党成立。民进党党纲主张：台湾人民有“自决权”。
副官闻讯，跑进蒋经国卧室向他报告，他点点头，没有回应，独自沉思半个小时后，他才交代副官通知几位核心幕僚到自己的官邸开会。坐在轮椅上的蒋经国开口就说：“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他接着说，“国民党过去太骄傲、太自负，从现在起，不能再跟从前一样。”
随后，蒋经国坚持要李焕接任国民党中常会秘书长，他跟李焕长谈，表达了自己对改革行动遭到右派大佬掣肘，迟迟不能发动，他已经失去耐心。蒋经国说有三个目标，要李焕替他达成，其中，“两岸统一”是蒋经国强调得最明确、最强烈的一点。他说：“我们必须采取主动，踏上中国的统一之路。台湾和大陆，终究必须统一。两岸若不统一，台湾恐怕将越来越难单独存在。”
邓小平：
“可惜，经国死得太早了！”
１９８８年１月１３日下午，蒋经国因病逝世。
邓小平得知蒋经国逝世的消息，立刻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了国台办和对台工作小组的报告。邓小平表示，中国的统一是一件世界大事。
邓小平还称，若蒋经国健在，“中国的统一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困难和复杂。国民党和共产党过去有过两次合作，我不相信国共之间不会有第三次的合作。可惜，经国死得太早了！”
（少辰摘自《羊城晚报》 ２００８年１月１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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