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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于当个“老头儿”
打的”回家。当出租车在大院门口停下时,“的哥”扫了一眼周围环境,好奇地发问:“您,家住这儿?”
显然,他有点不相信眼前这个不修边幅的老人,会是这里的住户。
我冲他一笑。于是他若有所悟地点点头说道:
“噢,我明白了。您过去是个‘头儿’,现在是个‘老头儿’,对吧?”
一句话把我逗乐了。难怪人们常说北京的出租车司机个个都是“业余政治家”,明察秋毫,一字增减,就把问题的要害点破了。
这几天,我一直在玩味这“头儿”和“老头儿”的微妙不同,越发赞叹中国语言的丰富幽默,这样的妙语,在外国语言中恐怕是很难找到的。
在中国人的语言习惯中,“老头儿”从来不算是尊称。记得在纪晓岚的传说中,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年夏天,酷热难当,纪晓岚赤着膊在书房里编修《四库全书》,忽闻一声“皇上驾到”,他来不及穿衣迎驾,情急之下,慌忙躲到桌子底下。过了好一会儿,不见动静,以为皇帝走了,便大声问道:“老头子走了吗?”不料皇上正悄悄坐在旁边翻看书稿,闻言大怒,当场命令纪晓岚从桌底爬出来,要他解释清楚“老头子”是什么意思。在这危急关头,大才子纪晓岚竟然有板有眼地奏道:老,寿者之谓也;头,至高无上之谓也;子,视万民如子之谓也。(大意如此)皇上虽知他在胡编,却也转怒为喜,赦了纪晓岚“大不敬”之罪。
尽管纪晓岚能言善辩,巧舌如簧,“老头子”(或曰“老头儿”)毕竟不是中听的称谓。像穆青同志那样,在新华社被上上下下直呼为“老头儿”,已成为一种尊称、爱称。则属于特例,另当别论。对于众多曾经当过“头儿”的人来说,一旦升为“老头儿”,总是不免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甚至心有不甘。
由于不习惯或不甘心当普通“老头儿”,就容易生出各种奇特的心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便是不甘心当“老头儿”心态的突出表现。于是,明明已经觉得力不从心了,还是喜欢听“宝刀不老”,喜欢说“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明明已经不在其位了,还是忍不住对不该再干预、过问的事情过分“热心”,从而凭空添出许多烦恼。学句时髦话,这恐怕也算是一种“老头儿综合征”吧!
从“头儿”到“老头儿”,既是一种自然规律,也是人生的必然过程。作为一个饱经沧桑的、已经尽到了应尽的社会责任的“老头儿”,应当顺应这种变化,习惯这种变化。像《诗经》里说的:“民亦劳止,汔可小休”,好好地享受国家和社会给予的“小休”人生,安于当个“老头儿”,甘于当个“老头儿”。这其实也是一种贡献。
写到这里,我打电话向国家新闻出版署原署长、老朋友宋木文讲了自己的想法。他似乎颇为赞许地说:“我同意你的观点,再补充一句:当个健康的‘老头儿’,快乐的‘老头儿’,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当个有所作为的‘老头儿’。”
毕竟是老领导,想得比我更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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