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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稿费制度与文化的贫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资的平均水平上涨了３０多倍，也就是说，２０多年前拿月薪５０元上下的一位工薪人士，现在差不多可拿到１５００多元。可在这３０年间，中国的稿酬仅上扬了３～５倍。仅为工资上涨水平的１／６。
稿酬的上涨不仅大大低于工资的上扬水平，甚至低于同一时期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水平。１９７８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不过区区的３８５７亿元，而２００６年居然超过１６万亿元，上涨了５０多倍。稿酬上涨仅为同一时期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上涨的１／１０。
１９８０年，大多数文学期刊所执行的稿费标准是每千字１０元，报纸稍低一些。可现在，２００６年执行的还是１９９０年国家版权局出台的稿酬标准，仅为每千字３０元～５０元。
２００６年国家大幅度地提高了公务员的工资，却偏偏不涨稿费标准。这在实际上大大地恶化了靠稿费生存的文化人的生存环境。
稿酬过低已造成了严重的恶果。作家的贫困已使作家从令人尊敬的职业名单中消失，辛苦几年才出一本书，加之市场疲弱，扣除税收之后已所剩无几。不信你调查一下，中国的驻会专业作家们８０％靠作协发给的工资生活。中国几乎没有一个诗人能靠写诗的稿费生存。所以，中国所有的诗人都是业余诗人。
没有正式工作的“自由撰稿人”更惨。他们当中的大多数已沦为城市打工族中需要社会赈济的弱势人群，生活都难以为继。
不信，你可以看看不久前出台的、全国各地税务机关的个人所得税重点监控对象。那长长的名单中，高级教师、电信、电力等垄断部门的职工都名列其中，但是，却没有“作家”。
这说明了两点：１.对作家的个人所得税监控已十分到位；２.作家的收入十分微薄，不在高收入人群之列。
关于这件事，我们可以到全国各地作协，对那些由作协供养的专业作家们的生存状况作一次调查，就可以知道由于稿酬过低，已经造成了什么样的恶果。
陕西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路遥死后，家属清点他的债权债务，发现两项相抵，其遗产为零。而另一位陕西著名作家邹志安死后，《文学报》发起全国性的募捐，以抚恤其遗属，使其家人不至陷于冻馁之苦。
作家之穷苦以至于斯！
据鲁迅研究专家们考据，当年的鲁迅，职业一栏应填写“自由撰稿人”，因为他既不在“作家协会”工作，也没有“作家工资”可领，稿费是他唯一的收入。可他那时候的稿费和版税收入平均为每月（合成现在的人民币）两万元左右。
一篇好稿值多少钱？
有家报纸的总编对我说，他们的报纸那期的周末版刊登了一篇《６·６空难纪实》，平常印五六万份的报纸，那一期印了６０多万份，还脱销断档。一篇不过五六千字的文章给报社创造的直接收入便超过了３０万元，可按照国家版权局制定的稿酬标准，他应当得到的稿酬不过２００元！为应得稿酬的１／２００。
这正常吗？这是物有所值吗？
过低的稿酬标准使作者无法增加写作的投入，因为他不能不作成本核算：２００元能支持他花费两周多时间的到处奔波、四处采访吗？够车钱、饭钱、烟钱、稿纸钱吗？而报刊社动不动还要作者“独家专稿”，不许一稿多投，“一个月后未见通知”，方可“再投别家”。
如果说，一些经营困难的报刊社，一些穷报穷刊，他们发不起高稿酬，还情有可原，那是市场选择的结果。可是，那些富得为肥胖犯愁的报刊社，日进斗金的大报大刊，按千字３０元～５０元打发来稿，又该让人如何评说？
过低的稿酬标准使许多年广告收入过亿的报业集团，已属亿万富翁的大报大刊，心安理得、理直气壮地按千字３０元付酬。
劳动与报酬之间的关系是价值取向。即：物有所值。即：你创造了多少价值，你就应当得到多少报酬。
这才是一种公平。也只有这样付酬，才能体现劳动与报酬之间的公平原则。
这里面压根儿就没有“专业”还是“业余”的什么事儿。过去，“外快”是个贬义词，是个“挣不该挣的钱”的同义词，而现在则是个“勤快”和“超值贡献”的褒义词。更何况“自由撰稿人”是个风行全世界的正当而高尚的职业，是“专业作家”的正名。
什么是“作家”？
全世界统一的定义是：以写作为生的人。或者更直白地说：靠稿费生活的人。过去五千年，以后五千年，到什么时候他都是个个体劳动者。
过低的稿酬制度使文学界的体制改革进退两难，过低的稿酬制度使国家不得不养活着作家，而作家的贫困又使作家不能不唱“食无鱼”的哀歌。
（奂生摘自《东北之窗》 ２００７年１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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