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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读过《战争与和平》——经典之读与不读
最近我干过两件十分无耻的事，我要忏悔，然后我将试图为自己开脱罪行。
第一，尽管今年为了一个每天介绍一本书的节目忙得不可开交，但我还是在年中一点一滴地读完了瓦西里·葛罗斯曼（Vasily Grossman）那本厚达八百多页的《生命与命运》，实在是部惊人的巨构，然后我激动地到处和朋友说它有多厉害。每当有人要我形容，我就说：“嘿！它简直就是斯大林时期的《战争与和平》，俄罗斯伟大小说传统的封关之作。你能想象到了二十世纪中叶，还有人会写《战争与和平》那种全景式小说吗？”闻者莫不肃然起敬，纷纷表示要弄一本回家苦读。可是，我根本就没看过《战争与和平》。
第二，今年英语出版界的其中一桩盛事，是《战争与和平》的全新英译本出炉了。和那部号称是“原始版本”实则为托尔斯泰初稿的《战争与和平》译本不同，它不只把托尔斯泰喜欢的重复修辞完整无缺地搬到英语去，让短短数百字里的七次“哭泣”照样“哭泣”，不图任何加工美化，不把它变成七个不同的同义词。这个译本连原著里的法文段落也留了下来。然而，还是那个老问题，我既然不谙俄文，又没读过《战争与和平》，凭什么资格去拿它的翻译说事呢？
枉被人视作“文化人”甚至“书评人”，没有读过《战争与和平》难道不是一件十分可耻的事吗？更可耻的是我还有意无意地散布一种“其实我读过”的感觉，让别人以为整部《战争与和平》我已了然在胸。
既然我没看过它，我又怎么可能谈论它呢？说起来，这也是小时候读坏书的结果。童年时期，我也曾看过不少什么“世界经典名著大全”和“死前必读的百本名著”之类的鸡精书。一开始的想法很单纯，就是先图个概观，知道什么年代什么地方有些什么书，再像做功课一样好好地读下来。可是你也知道，世上有多少人能在死前真正遍读那百本名著？又有多少人真会为了读不完它们而死不瞑目呢？再加上我心野，连学校课业都从不按时完成，又怎么会乖乖地按着名单把那些吓人的经典看完？
这种鸡精书看多了，会有一个很大的害处，就是它能产生幻觉，让你以为自己看了很多名著，其实你只不过是知道了一点皮毛。当然，这幻觉也不真是幻觉，欺得了别人，可骗不了自己，不知为不知，没看过就是没看过。
我当年就是如此，知道了《战争与和平》的梗概，也知道了屠格涅夫《父与子》的主要情节（另一本未曾读过的经典），但竟然无法具体描绘出它们各自的特点，它们全都成了一团模模糊糊的“俄罗斯小说”。
没读过《战争与和平》到底有多丢人呢？再无耻点说，没读过《战争与和平》却还要谈论它，难道就真是一件十恶不赦的事吗？恐怕未必，因为关于经典的最经典的定义是“那些没有人看，但人人都在谈的书”。我觉得这个明显是嘲讽的说法其实隐约说出了真相，经典确实是用来让人说事的，而说它也确实比读它更重要。
道理很简单，就看看我们身边的人吧，有谁不知道什么叫“三顾茅庐”？有谁不明白“桃园三结义”？但在二十一世纪的第八年，还有多少人真正读过《三国演义》这部通俗又畅销的名著呢？我很怀疑。
我曾见过一个广告大剌剌地印上“我思故我在”五个大字，我不敢肯定它的创作者是否看过笛卡儿的《第一哲学沉思录》，但我相当肯定他假设了大家都能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即便那很可能是误解。
经典的文化价值正在于你不用读它，但它的只言片语它的零散观念会自动包围你，成为你日常用语的一部分，成为你观察世界思考事物的背景。这当然不能排除以讹传讹的成分，于是经典的第二重定义就出现了：经典就是总会被人误会的那些书。而最大的误会莫过于人人都以为自己读过它们，其实根本没有。比如《圣经》，比如《论语》，作为思考背景和日用语言的来源，它们或许很陈旧。可是当你真正把它们当成书，以读者的身份第一次好好地打开它们细读下来，你却会发现“世界是如此地新，所有的东西都还没有名字”（你看，我又在援引经典了）。因此卡尔维诺在《为什么读经典》这篇文章中才会说：“经典是，我们越是透过道听途说而自以为了解它们，当我们实际阅读时，越会发现它们是具有原创性，出其不意，而且革新的作品。”
怕累，或许也是不读经典的理由。但比起怕累，我们一般更怕死。所以还是读书好，起码读读不知老之将至。
（蒋红摘自《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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