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邓小平起草讲话稿
2008年，正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为这次会议作了充分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召开30周年。改革开放30年来的实践充分证明，这次会议在我党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实现了历史性的转折，从此改变了中国的命运。本刊转载此文以示纪念。
三中全会是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召开的，为期5天；中央工作会议是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举行的，为期36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发布的公告中，有这样一段话：“在全会前，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为全会作了充分准备。”为什么这样说呢？一方面是由于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规格很高，二是三中全会上要确定的路线方针任务，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都已经提了出来，并且有了解决问题的主张。
中央工作会议是11月10日开幕的。会议议程过半的时候，大约是12月初，胡耀邦找到我，谈为邓小平起草讲话稿的事情。12月2日，邓小平找胡耀邦和我到他家里，谈讲话稿的起草问题。当时，邓小平拿出了自己亲自拟好的一个讲话稿提纲。这个提纲共三页纸，是小平同志的亲笔字。提纲一共列出了七个问题：一、解放思想，开动机器；二、发扬民主，加强法制；三、向后看是为的向前看；四、克服官僚主义、人浮于事；五、允许一部分好起来；六、加强责任制，搞几定；七、新的问题。在提纲的最前面，还写了“对会议的评价”几个字。加在一起，就是八个问题。
小平同志根据这个提纲，同我们谈起草讲话稿的事情。由于我当时做了认真记录，所以，今天回忆起来能够说得比较详细。他首先说：想了一下，不准备长稿子。关于对会议的评价，他说，这次会议了不起，五七年以后没有，五七年以前有，延安时期有。这个风气要传下去，这是很好的党的生活、党的作风，既有利于安定团结，又有利于防止思想僵化，实在可喜。
邓小平有如此详细的提纲，又作了如此具体的谈话，我们这些起草的人就好办了。从邓小平那里回来，胡耀邦和我赶紧找了国务院政研室的林涧青等人和中央党校的一位工作人员共同起草稿子。大约两三天后，稿子就起草好了，送给邓小平审阅。
大约是12月5日，邓小平又把我们几位起草者找去谈话。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提出，要为敢想敢做创造条件。怎样才能敢想敢做？从制度上解决，根本是民主制度。总不能随便打击同志，对新事物采取支持鼓励态度嘛！特别是学术研究、思想领域上，更需要民主讨论嘛。武断可不行，要真正搞“双百”方针。越轨怎么办？这有个信任群众、信任干部的问题。
最后，邓小平告诉我们，稿子要短一些，不能长篇大论，语言少些，干净利落一些，反倒明确。他希望改得快一点，两天搞好，分寸恰当些。大约两天后，又改好了新一稿，这一稿一共讲了四个问题。邓小平约耀邦和我等起草人员作第三次谈话。他先肯定讲四个问题基本可以，要求在开头或者中间讲一点重点转移问题，并说，这是一个主要的方针，是个大前提，是总的东西。
谈话中，邓小平批评了把个人摆在中央之上的新式迷信，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比“两个凡是”的问题还重要。邓小平指出，真正说来是上层建筑有问题，官僚主义是一个内容。权力过分集中，离开民主集中制的集中，脱离了组织。离开民主搞集中，这才是实质。各级组织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各个组织一直到支书，权太大，不利。我们的制度不是鼓励人们敢想敢做，精神鼓励不够，物质鼓励不够。僵化的原因，是干得好干不好一个样，而且还得全票，不得罪人，大家却觉得可以过得去，政府制度是这样，党内制度也是这样，因此，怪现象发生。邓小平特别提出，要加写一段追查所谓谣言的问题，说这是很恶劣的风气，必须制止、斗争。
邓小平还提出，稿子要加写按劳分配的内容。他说，包括领导干部，搞得好的，就应该多得，就应该先富起来。积极性没有经济手段调动不行，只讲风格是不行的，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个时期可以，长期一辈子不行。要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他说：总之有赏有罚，都同经济利益联系起来讲这个问题。奖励而且物资奖励也奖到具体的人、具体的车间。通过责任制，通过赏罚，该升的升，该降的降，不合格就要降。要培养专家，专家一用就这样用下去，为社会主义事业，实际上，为人造福就是政治标准。
邓小平提出，要建立必要的法律，还列举了六个法律名词，说要研究国际法，不懂得国外的法律，国际交往越多，将来要栽很大跟头。邓小平还在谈话中再次提到向前看的问题。他说，问题太多，只能解决得粗一些。对过去犯错误的人的处理，特别是在政治结论上可宽可严的，宁肯从宽。对过去，正面解决就行了，不追查细节，从大局着眼，对过去的人可以宽一点，但应把问题讲清楚，可以等待、思索。总结经验要时间，不要逼着马上检讨，这也是党风。我们只要把大是大非弄清楚就行了，有些小是小非一件一件弄清楚不可能也不必要。他也说到，有些人不能重用，打砸抢的、帮派思想严重的人，风派、看风使舵、找靠山的人，不能重用。要警惕教育，不能信任。
关于改革带来的新问题，邓小平指出，改革上层建筑，改革生产关系，都可以带来许多问题，涉及大量的人，减人、安置人，什么人学习，什么人改行，可麻烦了。等待安排，工资照发，也不会满意。这个改革会涉及大批人的切身问题。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并且创造条件使其各得其所。相信群众，会取得群众的理解、谅解。他说，震动比较大。新的矛盾并不比现在的问题简单，而且会更复杂。走群众路线，信任群众，教育群众，以大局为重，可以解决。随着生产发展，社会需要方面很多（指需求增加——编者注），明年即使不大量出现，后年肯定大量出现，总之，随着生产力发展，可以得到很好解决。
这次谈话，邓小平对稿子看得更细，逐字逐句与起草者进行研究，意见也谈得更加具体。谈话之后，起草的同志根据他的意见，对稿子又作了修改。记不清是哪一天，邓小平听起草的同志对改定的稿子通读一遍之后说，“行了，就这样拿出去吧。”我们的起草工作也就完成了。
有一个细节，其他起草者都不知道。就在定稿后的第二天，邓小平把我找到他家里，要我单独起草一段话，举一些实例，专门批评追查所谓“谣言”、动不动就“立案”的错误做法。在同我们谈话时，邓小平就几次说过，有的人、有的机关听到一点尖锐的议论，就当作“谣言”，追查所谓“政治背景”，就“立案”，进行打击报复。这种恶劣作风必须坚决制止。邓小平这些话几乎原样写进了讲话稿，他考虑在讲话稿之外再用些实例说明。我按照他的要求写了一段千字文，不过，后来在闭幕会上他没有这么讲。
邓小平这篇讲话稿，是我们国务院政研室的同志帮助执笔起草的，不过，这个讲话稿的内容全是邓小平自己的想法，不但思路是他的，而且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那些语言也大都是他的。他不但多次看过稿子，而且在多次与政研室的同志谈意见时，不断深化和充实自己的思想，连讲话的题目也是他提出来的。虽然由于按照会议文件的统一格式，这个讲话当时没有题目。后来出版《邓小平文选》时，恢复了题目《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同30年前相比，今天的中国已经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巨大变化，但是，要实现现代化的目标，我们面前的道路还很漫长，而且恐怕并不顺利和平坦。30年前指出的民主不够、权力过分集中、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问题，今天并没有完全解决。有的问题根深蒂固，不是一时可以解决的，而且还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以改革的开端载入史册的。近些年来，关于改革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有些人甚至否认改革的成就，认为改革的根本方向就错了。所有这些，解决问题也好，评判是非也好，最终不是还得以30年前引起巨大争论的真理标准——实践来检验吗？
（少辰摘自《财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