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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风雨中过来
我从走上记者工作岗位到离开岗位的４４年中，有４０年是在文汇报度过的。那最后四年名义上是文汇报顾问，实际担任新闻报总编辑，即使这时，我还是以文汇报的风格来办新闻报的。精神上依旧是文汇报的。
什么是文汇报的优良传统呢？我想从我所亲见的文汇报三任总编辑说起。一个总编缉，堪称一张报纸的旗手，报纸的风格、特色，报纸优良传统的形成、延续、发扬，都离不开总编辑。
徐铸成是我进文汇报时的第一位总编辑。徐老１９２７年就进入了新闻界，先在大公报。１９３８年１月文汇报创刊，他就作了文汇报总主笔，当年２月８日，他写的《告若干上海人》，对那些投靠日伪的民族败类发出了严正的警告。结果是：９日文汇报就接到恐吓信，１０日报馆挨了手榴弹，两位职工被炸伤。徐老一进文汇报，就是这么一位旗帜鲜明的无畏战士。
按照徐铸成自己的说法，他在文汇报有三个黄金时代，一是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文汇报，二是创刊初期的香港文汇报，三是１９５６年第三次复刊后的文汇报。我是在他的第三个黄金时代才直接感知、认识、熟悉他的。我印象最深刻也对我影响最深远的，是徐铸成在文汇报复刊时向我提出的，复刊后的文汇报务必努力做到：“人取我弃，人弃我取，人无我有，人有我精。”他强烈要求文汇报一定要有这样积极进取的独创精神。做一个记者，就要写独家新闻，要写与众不同的新闻，编辑也要独具一格。他特别提出，《文汇报》的一版，要办成一个“新闻橱窗”，让读者拿起报纸就有耳目一新的感觉，记者要提供精品，编辑要精编。１９５６年１０月１日，第三次复刊后的第一份报纸，一版上横排八栏的崭新拼法，让读者耳目一新，新闻界则感到震惊。今天看来这似乎平常得很，可是在当年，翻开全国所有的报纸，编版都是一个模式，是从苏联《真理报》搬来的那副面孔。而我们文汇报的编辑们在作好复刊准备之时，把美国的报纸，法国的《人道报》，东欧国家的报纸，一张张拿来比较，然后取其所长，再结合中国直排的老传统，中国文字的特殊模式，最终以法国《人道报》为蓝本，形成了新的分栏法，而在标题的制作上，又灵活运用横排直题、对角题等，使整个版面和谐而跳跃。五十年过去了，今天中国的报纸，很多依然是用我们当年的这一拼版法。至于编辑们对新闻的处理，标题的制作更可说是殚精竭虑，精彩纷呈。１９５７年４月３日晚，新华社发来的消息说，武汉在紧张施工的长江大桥钢桥桁架已达六号桥墩，工人们已可在长江两岸来回走动。这就是说大桥合龙已指日可待。为了这条新闻，值班副总编辑刘火子把编辑拟好的标题否定了一则又一则，他自己冥思苦想拟就的标题也是撕了一张又一张，丢满了字纸箩。一夜过去，果真不负苦心，第二天见报的是一个极佳标题：“五一前夕传喜讯 有人信步过长江”，下面的副题是“大桥下桁架伸至六号墩”。这被许多人称为神来之笔。
当时我们采访部的十八个记者，每时每刻都以徐铸成先生的“人弃我取，人取我弃，人无我有，人有我精”策励自己的行动，面对新闻界同行，丝毫不敢懈怠。我是跑政法新闻的，政法新闻尽管很难有独家新闻，但是每有活动，总是力求与兄弟报纸记者有所区别。那年是孙中山先生九十诞辰，市政协举办座谈会，我一听说有位与孙中山在一起的同盟会员吴弱男，曾是章士钊先生的夫人，我立即赶到她的寓所作了专访，一版刊出；在市人代会上，荣毅仁刚刚当选为副市长，一休会，我立即找到他，就在大会的餐厅里，在代表们的餐桌上，对新当选的荣毅仁副市长作了独家访问，第二天又在一版刊出。１９５７年４月，苏联伏罗希洛夫到上海，刘少奇主席在上海迎送。送别了伏老，刘少奇临上汽车前看到旁边的新华社女记者余辉音，就主动伸出手说：“再见，再见。”同行们见此情景，一哄而上，纷纷与刘少奇同志握手，少奇同志连连说：“这几天你们辛苦了”。第二天，解放日报记者抓住这个动人的镜头，发了一则新闻。我们文汇报没有，这下我们“吃瘪”了，参加这次采访活动的四个人垂头丧气，深深自责。可文汇报记者是不服输的，采访部副主任全一毛提出：能不能设法补救？此话一出，大家议论纷纷，立刻议出了一篇“采访笔记”：《刘少奇同志印象片段》，用日记的形式，从少奇同志到机场迎接伏老写到最后送别伏老和记者们握别，第二天《文汇报》一版就出刊了这么一篇生动的笔记。北京《新闻实践》针对上海新闻界的友好竞争刊出文章，称赞文汇报“扳回一局”。
文汇报从创办开始，是在日伪炸弹、恐吓下拼搏出来的，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是在特务的跟踪下求生存的，这是就精神层面说的。在物质上，徐铸成先生在大公报有富裕的待遇，到文汇报则只拿工资的四成；像我这样的后辈小子，进文汇报时，拿的是编辑部里的最低工资，我们的办公室我坐的椅子往后一靠就会从三楼跌入天井，我们的工会小组长不得不为我在窗上装一根铁三角，以防不测。那年月，我们的夜班编辑干了一个通宵，常常是结伴摸黑步行回家的。那时文汇报还是私营企业，我们的记者出去采访，常感低人一等……没有那种对事业的执著，对工作的万分精心，文汇报还能有立足之地吗？
文汇报的优良传统，正是由徐铸成、严宝礼、柯灵、陈虞孙、陆灏……等这样一批卓越的报人创建起来的。我们还拥有黄裳、叶冈、唐振常、郑心永、黄立文、梅朵、蒋定本、全一毛、陶颖昌、徐开垒、谢蔚明、杨重野、吕德润、姚芳藻……等一大批优秀报人、评论家、名记者，从报纸领导到这些办报能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是一本耐读的书啊！
陈虞孙是我在文汇报时期的第二任总编辑。他出现在文汇报不是偶然的，１９４６年，他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时候，文汇报第二次复刊，他就是副总编辑。第三次复刊时他是直接参与者，是得力的社外编委。１９５７年，徐铸成先生离开报社，他就从上海市文化局调来主持文汇报的笔政了。
陈虞老是个文化人，也是一位学识修养深厚的报人。他的办报理念是：“报纸要议论风生。”他要求编辑部“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他要求编辑记者都学点文史，为此，他举办系列讲座，请朱光潜先生来讲美学，请夏承焘先生讲词学，请荀慧生先生讲京剧，请赵景深教授讲戏曲史……编辑部里，文教界名流的专题和无题座谈会一个又一个，名家大家进进出出，学术气息浓而又浓。与此同时，报纸上是各类问题的讨论层出不穷，单是学术讨论，从１９６２年后的第三年时间里，涉及的问题就多达数十个，诸如关于语文教学的目的与任务，关于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史体系、关于生产力的二重性、遗传学问题、共振论问题、文法学科的定名问题、喜剧问题、历史剧问题、轻音乐问题、山水花鸟画问题，等等，这在上海乃至全国的学术界、教育界、文艺界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大大地活跃了学术空气，调动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
议论风生，除体现在学术版上热热闹闹的“百家争鸣”外，在新闻版面上，陈虞孙也要求张开“两只眼睛”，一只叫“石岱虚”，一只叫“闻亦步”，这是两个言论专栏的固定笔名。这两只眼睛大大张开，洞观世态，针砭时弊，以小见大。他一只手抓文艺部主任唐振常，一只手抓教科部主任全一毛，叫他们带头写，他自己则率先垂范。一次记者务虚，谈及一学校党支部书记去祝贺一个教师结婚，一看不少同事在场，待新房闹得差不多时，支部书记忽然说：“趁现在人都在，就抓紧开个会吧。”一时传为笑谈。陈虞老一听，说：“这题目好。”转身回到办公室，这里记者的务虚还没有结束，他的一篇文章就出来了，大家一看题目：《就汤下面》，顿时笑声一片。陈虞老文思之敏捷，我也曾亲身领教。１９６０年我采写工人王林鹤经过３７１次试验攻克高压电桥的先进技术，陈虞老就坐在值夜班的副总编辑刘火子的大写字台旁边，我一边写一边把稿子送火子和陈虞老看，三千字的通讯刚刚完成，陈虞老的一篇社论也写好了。
我在文汇报半个世纪，要说报纸的最辉煌时期，大概还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这也是我经历的第三任总编辑马达同志的时期。那是文汇报的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代，报纸刚刚从“四人帮”的控制下解放出来，报社同仁无不憋着一股子劲，要有所作为，要摆脱“四人帮”的阴影。而中央又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新的总编辑马达，名副其实，开足马力，转动不息。他的办报理念是：加重，搞活；面向社会，面向群众，面向生活；思想性和群众性，统一于可读性；别具一格选头条，报纸一版琳琅满目，张开眼睛……
这样的办报理念，正是当年文汇报传统的继续和发扬，它得到陆灏、唐海等一班老文汇人的全力响应，并积极付诸实践。于是：讨论“真理标准”的文章见报了，“伤痕文学”问世了，《于无声处》全文发表了……而文汇报的一版，也敢于提出问题，提出批评：《环卫专家报国无门》上了头条，《五十个总工程师有职无权》上了头条，《浦东浦西能否一桥飞架》也上了头条……
那时节，不但传统的副刊“笔会”重放光彩，第一线的采访部门如政经科技部，也办起了全国第一家“周末”副刊，接着又办起了“法庭内外”“向科技进军”“市场信息”等专副刊。采访部门办副刊，有更强的新闻性，更贴近读者，贴近生活，可读性也更强。
那年月，整张《文汇报》真是红红火火，发行量突破１００万，１５０万，直到１７１万份，创造了本报历史最高记录。
我们的文汇报从风雨中过来，在曲折中行进，文汇报的优良传统，是我们永远不可丢弃的宝贵资源！
（少辰摘自《文汇报》 ２００８年１月１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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