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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家务
意愿像和人闹着玩似的，渴望得那么迫切，实现却又令人失望。为了“距离产生魅力”的境界，我与丈夫立志两地分居。可不过两年，又向往起一地的生活。做了多少夜梦和昼梦，只以为到了那一天，便真正的幸福了，并且自以为我们的幸福观经受了生活严峻的考验。而终于调到一地的时候，却又生出无穷的烦恼。
原先，我们的小窝不开伙仓，单身的日子也过得单纯，可调到一地，正式度日，便再不好意思天天到娘家坐吃，自己必须建立一份家务。
我们在理论上先明确了分工，他买菜、洗衣、洗碗，我烧饭。
他的任务听起来很伟大，一共有三项，而我是一项。可事实上，家务里除了有题目的以外，还有更多更多没有名字、细碎的羞于出口的工作。他每日里八小时坐班，每天早上，洗过脸，吃过早饭，便骑着自行车，迎着朝阳上班去，一天很美好地开始了，而我还须将整个家收拾一遍，衣服晾出去——他只管洗，凉、晒、收、叠均不负责，床铺好，扫地，擦灰，等一切弄好，终于在书桌前坐下的时侯，已经没了清晨的感觉。他在办公室里专心致志地工作，休息的时候，便骑车出去转一圈，买来鱼、肉或蔬菜，众目睽睽之中收藏在办公桌下，当人们问起他在家干什么的时侯，他亦可很响亮地回答：“除了买菜，还洗碗、洗衣服。”十分模范的样子。于是，不久单位里对他便有了极高的评价：勤快、会做等等，而谁也不会知道，我在家里一边写作一边还须关心着水开了冲水，一会儿，里弄里招呼着去领油粮票，一会儿，又要领八元钱的生活补助费……多少工作是默默无闻的，都归我在做着，却没有一声颂扬。
并且，家务最重要的不仅是动手去做，而且要时时想着。比如，什么时候要洗床单了，什么时候要扫尘了，什么时候要去洗染店取干洗的衣服，什么时候要卖废纸了，这些，全是我在想着，如有一桩想不到，他是不会主动去做的。最最忙乱的是早晨，他赶着要上班，我也急着打发他走，可以趁早写东西。要做的事情多得数不清，件件都在眼前，可即使在我刷牙而无法说话的那一瞬间，他也会彷徨起来不知所措。虽是他买菜，可是买什么还须我来告诉他，只有一样东西他是无须交代也会去办的，那便是买米买面包，在农村多年的插队生活，使他认识到，粮食是最重要的，只要有了粮食，别的都不重要了。所以，米和面包吃完的时候，也是他最慌乱和最积极的时候。平心而论，他是很够勤勉了，只要请他做，他总是努力。比如有一次我有事不能赶回家做饭，交代给了他。回来之后，只见他在奔忙，一头的汗，一身的油，围裙袖套全副武装，桌上地下铺陈得像办了一桌酒席，确也弄出了三菜一汤，其中一个菜是从汤里捞出来装盆独立而成的，因为曾听我说过，汤要炖得碧清才是功夫，于是就给了我一个清澈见底的汤。可是，他干这一切的时候却总有着为别人代劳的心情。洗茶杯，他会说：“茶杯给你洗好了。”买米，他则说：“米给你买来了。”弄到后来，我也传染了这种意识。请他拿碗，就说：“帮我拿一只碗。”请他盛饭，说：“帮我盛盛饭。”其实，他应该明白，即使他手里洗的是我的一件衣服，这也是我们共同的工作。可是，他不很明白。
以往，我是很崇拜高仓健这样的男性的，高大、坚毅、从来不笑，似乎承担着一世界的苦难与责任。可是渐渐的，我对男性的理想越来越平凡了，我希望他能够体谅女人，为女人负担哪怕是洗一只碗的渺小的劳动。须男人到虎穴龙潭抢救女人的机会似乎很少，生活越来越被渺小的琐事充满。都市文明带来了紧张的生活节奏，人越来越密集地存在于有限的空间里，只须挤汽车时背后有力的一推，便也可解决一点辛苦，自然这是太不伟大，太不壮丽了。可是，事实上，佩剑时代已经过去了。曾有个北方朋友对我大骂上海“小男人”，只是因为他们时常提着小菜篮子去市场买菜，居然还要还价。听了只有一笑，男人的责任如将只扮演成一个雄壮的男子汉，让负重的女人欣赏爱戴，那么，男人则是正式的堕落了。所以，我对男性影星的迷恋，渐渐地从高仓健身上转移到美国的达斯廷·霍夫曼身上。他在《午夜牛郎》中扮演一个流浪汉，在《毕业生》中扮演刚毕业的大学生，在《克雷默夫妇》里演克雷默。他矮小，瘦削，貌不惊人，身上似乎消退了原始的力感。可却有一种内在的，能够应付瞬息万变的世界的能力。他能在纽约乱糟糟的街头生存下来，能克服了青春的虚无与骚乱终于有了目标，能在妻子出走以后像母亲一样抚养儿子——看着他在为儿子煎法国面包，为儿子系鞋带，为儿子受伤而流泪，我几乎以为这就是男性的伟大了，比较起来，高仓健之类的男性便只成了诗歌里和图画上的男子汉了。
生活很辛苦，要工作，还要工作得好……要理家，谁也不甘比别人家过得差。为了永远也做不尽的家务，吵了无数次的嘴，流了多少眼泪，还罢了工，可最终还得将这日子过下去，这日子却也吸引着人过下去。每逢烦恼的时候，他便用我小说里的话来刻薄我：“生活就是这样，这就是生活。”这时方才觉出自己小说的浅薄，可是再往深处想了，仍然是这句话：这就是生活。有着永远无法解决的矛盾，却也有同样令人不舍的东西。
虽有着无穷无尽的家务，可还是有个家好啊，还是在一地的好啊。房间里有把男人用的剃须刀，阳台上有几件男人的衣服晾着，便有了安全感似地心定了；逢到出差回家，想到房间里有人等着，即使这人将房间糟蹋得不成样子，心里也是高兴。反过来想，如若没有一个人时常地吵吵嘴，那也够冷清的；如若没有一大摊杂事打扰打扰，每日尽爬格子又有何乐趣，又能爬出什么名堂？想到这些，便心平气和了。何况，彼此都在共同生活中有了一点进步，他日益增进了责任心，紧要时候，也可朴素地制作一菜一汤。我也去掉一点大小姐的娇气，正视了现实。总之，既然耐不住孤独要有个家，那么有了家必定就有了家务，就只好吵吵闹闹地做家务了。
王安忆，当代作家，祖籍福建同安，１９５４年生于南京，１９５５年随母茹志鹃迁居上海。１９７８年任《儿童时代》编辑，后任中国作协理事、作协上海分会专业作家。１９７５年冬开始发表作品，１９８０年发表成名作《雨，沙沙沙》。著有小说集《尾声》、《流逝》、《小鲍庄》，长篇小说《６９届初中生》、《黄河故道人》、《长恨歌》等，散文集《蒲公英》、《母女漫游美利坚》，儿童文学作品集《黑黑白白》，论著《心灵世界——王安忆小说讲稿》等。其中《本次列车终点》获１９８２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流逝》和《小鲍庄》分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长恨歌》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
（了了摘自《真爱无语》 金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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