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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个有意思的人
人活着有意思，一定是干什么着迷了，不管是官迷、财迷、色迷、书迷、球迷、戏迷……不着迷就没太大意思。
我们都知道人活着应该做有意义的事。改革开放前，我们相信要做对社会有意义的事——奉献；改革开放后，我们相信要做对自己有意义的事——升官和赚钱；总之，有意义的事都是功利的，因此，也就不太在意个人是否喜欢；除非实在受不了，或者被人淘汰，否则一定是头悬梁、锥刺股、愚公移山、胯下受辱地坚持下去；最后或者守得云开见日，或者郁郁寡欢不得志。
相反，有意思的事应该同有意义的事不一样，首先它应该不是功利的。
比如，1990年代山东潍坊一个农民，迷上了造飞机，把全家的积蓄花光，用了两个北京吉普的发动机，硬把一个飞机送上60米高空飞了一圈，最后，这位农民飞机制造者死于一次试飞中，死后还给家人欠了一笔债，因为他的飞机掉到邻村一个猪圈，砸死一口老母猪，人家要他老婆赔。他活着的时候，电视台曾采访他，他面对镜头的笑让我心动，那绝不是50多岁中国男人那种局促、不自然、点到为止和皮笑肉不笑的笑，而是顽皮、天真、天马行空、毫无拘束孩子般的笑！我笑不出来他那种笑。
有一些人，可能别人没觉得他们有意思，他们自己却觉得有意思。
我在北京天坛北门对面，发现有一大片北京70年代的贫民区，其中很多人是做小生意捡破烂扫马路当保安和向这些穷人出租住房的人。然而，这并不妨碍他们中一些人有意思地活着。七月份的北京，傍晚炎热，胡同里自然比只能放下床的屋里凉快，于是每家都把矮矮的饭桌搬出来。不仅如此，谁家有好菜了，几家男人就凑到一桌上喝酒；那个拎着昨天喝剩的半瓶二锅头，这个捧着从旁边小店买的两瓶啤酒，围着一锅白白的萝卜炖羊肉喝起来。每个人都光着膀子，叼着烟，边吃边搓着身上的泥“犄角”，大声侃着天下奇事。此时在他们桌边走过的外来人都成了贪婪的看客。
由此可见，人活得是否有意思，不仅有自己感觉和外人感觉的差别，而且在人生不同阶段和面对不同事情时，同一个人的感受也有不同.
我在澳洲有一对朋友，去年75岁的丈夫，给71岁妻子的圣诞礼物是一辆二手澳洲本地产的敞篷跑车。我们去他们家串门，做了一辈子护士的老太太迫不及待地打开车房，让我们欣赏她那辆有款有形的黑色大玩具。她兴奋地说：现在孙子们特别愿意来，第一件事就是让奶奶带他们兜风。带着大墨镜、太阳帽的奶奶就把音响开得震天响，轮番带着孙子们满街跑。我说：“你先生一定特别爱你，你真幸福！”老太太冲我俏皮地哼了一声，不置可否。她那位做了一辈子银行经理、老实巴交的先生好像有点内疚似地跟我说：“她从18岁时就想拥有一辆跑车。结婚后我们连生四个孩子，再加上股票投资失败，直到现在才有能力圆她这个梦！”原来老太太年轻时是个美人，又出生在伦敦一个有钱人家，18岁时被这个曾当过飞行员的小伙子迷住，冒着家庭的反对跟他跑到非洲，之后又移民到澳洲，过了一辈子紧紧巴巴的中产阶级生活。我问老太太：“你这一辈子是不是特有意思？”老太太眼神愣了一下，然后若有所思地说：“有什么意思？这就是生活。但，现在我觉得很有意思。”
其实，活得是否有意思还有文化因素，让一种人感到有意思的人生，在另一种人看来可能稀松平常。
我们家邻居是一个让我感到很有意思的人，他今年68岁，除了爱好板球和澳洲足球外，还能盖房子，木工、电工、水暖管道、室内装修样样精通，精通到可以一个人独立盖一幢400平米的两层楼，也就是中国人眼中的真正别墅。他35岁之前是个邮局职员，年轻时为了发挥他的业余爱好，罄尽积蓄买了一块50亩的土地，他用了5年，自己动手盖了他一生中的第一个房子。可是房子盖好后，老婆跟别人跑了，给他留下三个孩子，不仅如此，这个房子也归前妻了。于是，他辞了邮局的工作，在属于他的另外一半土地上，一边照顾孩子，一边再盖房子。这次用了8年盖了一个400平米的别墅。他靠什么生活？靠给别人打零工。街坊邻居有活首先就找他，因为他的价钱便宜。为什么便宜？因为虽然他什么都能干，而且干得非常好，可是他什么施工执照都没有，完全是DIY(自己动手做)成才。当然，他只收现金，因此不需要缴税，收入也不少。我问他：“像你这样那么年轻就没有正式职业的澳洲人多不多？”他说：“我怎么没有职业？我是一个builder，只不过是一个不被官僚们认可的builder，但是，市场和我自己承认我的职业！要知道大多数澳洲人，一辈子也就挣一套房子，我可是挣两套房子。
完稿后我又见到了那对澳洲老夫妻。先生前一天查出前列腺癌，次日我去看他，老两口一人手里拿一杯葡萄酒正大喝呢，说：我们这个岁数的人该有事了。
（老北摘自《商界评论》200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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