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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购书记
现在的书刊市场真繁荣，面对许多装帧精美，内容诱人的书，真不知道该买什么。走到书店信手买几册自己中意的书，拿回来慢慢欣赏真是最大的幸福。每当这时，我又会想起“文革”中买书之难。
买《法国革命史》记
从小学到大学，“革命”是我心中最崇高的词汇。“文革”开始时，我仍对这场革命充满了向往与神秘感，觉得这一定是一场可与法国大革命同样有历史意义的革命。法国大革命是什么样?其实我们也并不清楚。正在这时。我在海淀新华书店看到一本《法国革命史》。
法国学者马迪厄的《法国革命史》，我是久闻其名，但没读过。这本书由北大历史系杨人楩教授译，商务印书馆出版，精装本。看上去极漂亮，定价不到2元钱。一见此书，我立生爱意，想买下来。可惜拿出钱包来，内中只有不到一元的零票，不够买这本书，只好放回。
回来以后朝思暮想的就是这本书，又不好意思找同学借钱，只好作罢。偶尔去书店时，还看它一眼，或拿出来翻一翻。过了不久我们义务献血，说是义务献血，实际上可以吃半个月营养灶，还发20元补贴。那时，这20元可是一大笔财富。拿到这笔钱后，第一件事就是奔书店去买我心仪已久的《法国革命史》。可惜书已经没了，不知谁捷足先登买走了。我懊悔极了，一再央求售货员帮我再找一本。售货员看我那迫切的样子，也很同情。她在书架和下面的书柜找了半天没找到，又到库房去找。过一会她出来告我，库里也没有了。看到我失望的样子，她说，她到其他书店帮我找找，让我过几天再来。不几天后，革命风暴来临。书店几乎只剩下马列和毛主席的书了。我买《法国革命史》的愿望落了空。
大概是1974年回北京，终于在一家内部书店看到这本书，不过是平装本上、下两册，1.4元一套。书是买到了，但当初迫切想读它的心情没有了。因为那时经历了“文革”，自以为知道了什么是“革命”。革命的确不是请客吃饭，而是一场灾难，还看它干什么呢?考回北大当研究生后，才把这本书作为历史看了一遍。书还是一本值得一看的好书。
买《鲁迅全集》记
“文革”开始后，我堂弟到北京来串联，白天我们一起出去玩，晚上住在我们宿舍。不久我们一起回到太原。她母亲(我婶婶)一定要给我30元钱，说是堂弟住在我那里，这是他的花费。我推辞不过，就收下了。
当时30元真算一笔钱，我回来后就想用这笔钱买点书。我一直想买一套《鲁迅全集》，当时这套书10卷22元。平时买不起，这次有了这点钱就想买一套。那时，北大书店仍然营业，我常去光顾，与管事的一位老先生有点头之交。我去问他有没有《鲁迅全集》，他说，这书现在不让随便卖了，因为注释是周扬组织人写的，有问题。他又告我，不过开介绍信可以在海淀区书店买出来。
那时学校的机构已被砸烂。介绍信是由各个群众性造反兵团开的。我尽管不是那些兵团的骨干成员，但开张介绍信还不难。于是我找到当时北大井冈山兵团，让他们写一个介绍信。上写“海淀新华书店负责同志：我兵团大批判组急需购一套《鲁迅全集》批判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周扬等‘四条汉子’用，请予支持。”我拿到这封介绍信就到海淀区书店。进门时，突然想到。当时北京造反派组织有“天”“地”两派之分，北大井冈山属于“地”派，如果海淀书店是“天”派掌权，我这介绍信岂不无用了吗?于是，我没敢进办公室，先看看大字报，问问群众，看看掌权的属于哪一派。了解了半天，知道掌权的也是地派，才放心进去。接待我的人是个年轻人，看了信，他问我：“你们图书馆有这类书，借一套不就得了吗?”我马上说：“图书馆让新北大公社(天派)那帮人占了(其实也不是事实)，借不出来，只好买一套。”那时，阶级亲体现为帮派亲，既然是一派，他就批了可以买一套，并在介绍信上签了字，告我去办手续、交钱。
到财务室交了钱，拿了取书单，财务室的同志告我要到书库去取书。书库在另一个地方。我只好又去找书库，去时人们已经下班了。第二天一早我就又去书库，终于拿到了书。用一点小小手段买到了心仪已久的《鲁迅全集》，真是高兴。回来就从第一卷读起。
以后我从北京到东北，又从东北到北京，其间搬了许多次家，不少书都丢了，只有这套书一直保存得很好，至今仍在我书架上。“文革”期间在东北林场我认真读了一遍，也写了点读书笔记，记下一些妙语。对这套已有些发黄的的书，我一直很看重，尽管现在有了更好的《鲁迅全集》版本，但我始终没有“喜新厌旧”。这套书毕竟包含了一段历史，
（蒋红摘自 《中外文摘》200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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