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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药是长在土里的”——忆马烽
１９５４年，我在《中国青年报》上看了一篇叫《韩梅梅》的短篇小说，写的是高小毕业生韩梅梅回农村务农喂猪的故事。当时我正读初二，毕业后也有个去向问题，因此读得很认真，同时作者马烽的名字也深深地印在了脑海里。
见到马烽则已是１９６４年初。他在雁北农村采访，大同市请他作报告。我在头天下午得到的通知，当晚激动得一夜没睡好，如果从第一次读他的小说算起，已经整整十年了。第二天我早早就到会场，坐在了最前排。那天马烽穿一身中山装，看上去也就是四十来岁。听说他去过延安，是三八式干部，现在又是名作家，省文联领导。但他讲话没有大领导的派头，讲的尽是些生活中的具体人具体事。有件小事我现在还记忆犹新。他讲有一个小脚老大娘，隔壁女人过来向她借五毛钱，大娘说你等等，我出去一下。一会儿大娘回来了，从衣兜里掏出来五毛钱给了那女人，后来人们才知道这是她刚用鸡蛋换来的。马烽说像这样的小事我们在生活中经常遇到，搞文学创作的人要注意观察善于积累。那天他讲了一个多小时，报告完了，我只顾鼓掌，等主席台上的人都走了，才后悔怎么就没上前和他握握手说几句话。
１９８０年４月，在山西第四次文化会上，马烽在报告中两处提到了我的一个短篇小说，散会的时候在门口相遇，他握着我的手微笑着说：“还很年轻嘛，多写吧。”我说：“这话可不对，基层离群众近，生活扎实，更能写好嘛。”这是我们第一次握手说话。
后来我们又见过几次，但都是握握手点点头顶多是问候两句而已。我不满足这些，一直想找个机会坐下来听听他塑造人物形象的经验，可这直到１９９０年才得以实现。当时我在北京出差，马烽已调到了中国作协任党组书记兼副主席。我找他住所的电话号码，电话是马烽夫人段杏绵大姐接的。杏绵“文革”前是“火花”的编辑，在我眼里她不像是马烽那样一个大干部的夫人，而是一位和和气气的老大姐。她一接电话，就爽快地告诉我：“老马正好在家，你来吧。”
我找了一名最熟悉路线的司机，十多分钟就找到了他们的住所。进门的时候，马烽正趴在桌子上写什么，见我进门便转过身来让座。我问杏绵老师去哪了，他笑了笑说：“听说你来，上街买水果去了。”我的脸马上红了——来的时候怕马烽有事又走了，慌慌张张空着手就来了。我马上转身要去接杏绵，马烽拦住我：“快坐吧，好不容易来了。”我坐下了，但心里还不平静，怎么也想不到杏绵还会为我这么一个普通业余作者上街去买水果。一时我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坐得大概也不自然。马烽肯定是看出了我的心思，便问：“你们和哈默合资办的露天煤矿，怎么样了？”我简单地介绍了一下，这才想起问候他的身体和工作。他说上了年纪身体总不如以前了，更头痛的是行政事务太多，作品也少了，还是想回山西，想跑农村。我对他说，读者也还是想看您的小说，想看您的电影。至今我们谈起您刻画的那些人物来还津津乐道。像《三年早知道》中的赵满囤怎么骗别人的公猪为自己的母猪配种那样的细节，好多人还记得一清二楚。《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中高占武和孔淑珍，曹茂林和小翠的爱情故事，看了就忘不了，您把人都写活了。而我感到最头痛的就是写不好人物，总是干瘪瘪的，给人留不下印象。
听到这里马烽笑了笑说，人们都说咱们省有个“山药蛋派”，不管对这个说法怎么理解，我倒是觉得也有好处，它能经常提醒我们不要脱离生活。山药是长在土里的，离开土壤山药活不了。这个道理太简单了，最简单的往往是容易被忽视的，所以搞创作的人得常想到这一点。像我和西戎、孙谦这些人从小在农村，后来的几十年也一直往农村跑，和农民混得很熟——老婆汉子，婆媳纠纷，弟兄分家，儿女婚姻等等，他们什么都不瞒我们。这使我们结识了不少各具特色的人物，有的印在了脑子里，有的记在了本本上，孙谦还常说有些人就装在了我们的口袋里，随时掏出来就能用。有些人你不写他他就在你身上动弹，弄得你手发痒，这就是有了创作欲望。这些可能就是“山药蛋派”的土壤。你在煤矿生活，衣袋里也得装些人：工人、管理人员、技术人员……煤矿的题材得你们写。
马烽在北京工作四年，经几次申请，终于又回到了山西，又去跑农村农民，直到２００４年１月在太原逝世。
（少辰选摘《文汇报》 ２００７年７月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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