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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的旧书
同事要出一个新版本的《古文观止》，想找一套旧的来校对。一问，大家都觉得这书家里肯定是有的，但没有底气回答究竟能否在某个角落里将书找出来。只有我，回答得斩钉截铁，说我肯定有，而且肯定在，只要我下决心对书房来个彻底的大扫荡。
经过一番寻觅，终于在书柜的里层将这套似曾相识的书找了出来。里面还夹着当年读大学古代汉语老师开的教学计划和参考书目，上面有自己的笔迹。字写得不怎么好，但很认真，读来亲切，能将我带回过去。
是爸爸的旧书，中华书局的版本，１９５９年９月新一版，封面装帧简朴大方，可惜的是封皮上到处都是时光的烙印和伤痕。这本书跟着祖国经历了改革开放，在伴随爸爸这位中学语文老师度过十多年时光之后，被我从家乡带到了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爸爸是用它自娱还是教学，我不得而知，我很明确，用它对付必修课的考试。
我拿爸爸的书是不用打招呼的。读大学时我和爸爸的亲昵关系一度突然变得有些生疏；爸爸对于我能把他的书带到大学里用甚至有点“荣幸”。而后来，在我有了书房之后，爸爸不轻易到我书房里来。爸爸在八十年代末家里经济状况好转时做了一个很大很土的书柜，上了大红大黄的油漆，但从来没有自己的书房，所以书房在他眼里总有某种象征意味。他要从我书房里取书则会小心地问我最近要不要用到这本书，比一般的朋友还恭敬些。爸爸总以为书对我才是正经的。
爸爸是旧式才子，能写一手古文。家乡有人老了，就会请爸爸去，还有一些老人在晚年会叮嘱孩子自己的心愿就是死后能找爸爸去写一写悼文。爸爸一边有条不紊地安排礼仪，一边在鼓乐的热闹中写祭文。忙碌几天几夜，爸爸回家倒头便睡，主人家会捎来一点烟酒以表谢意。爸爸从来没有因为写文章而得到过稿费，也不习惯保留底稿，我曾经怂恿他拿点东西去发一发，但他执意不肯，他对印刷文字的敬畏之心很重。
我后来到底没有遂爸爸的意研习古代文学，但几次搬宿舍都额外地留意着这套薄薄的《古文观止》。再后来当了编辑，又从爸爸的书柜里拿走他的《现代汉语词典》，也是１９７９年版的，扉页上写着爸爸购书的书店名。那时生活节奏缓慢，大家干活认真。在爸爸的书里，最昂贵的是一套《辞源》，二十八块钱。八十年代前期，相当于父亲的个把月工资，具体的比例要去查查才知道。只记得四大本镏金四溢的十六开字典放在一个篮子里拿回来很有气势，那时爸爸简单的教工宿舍似乎不配这样精装的书籍。用得也不多，但爸爸要买来。后来，爸爸搬到这边来跟哥哥同住时试图将这套书带给我，居然被我以没地方放为理由推辞了。现在想来大约是很伤了爸爸的心。那会儿年轻的我还没学会体谅别人的心情，不知道接受他人的好意也是善良一种。
要把这套爸爸的《古文观止》借出去，突然生出种种感伤，是不是类似父亲在女儿出嫁时的伤感？特地找来白纸包好，再三叮嘱同事千万别弄丢。以后要再买到这么质朴的书不容易，何况它身上凝聚的父女之情和时光荏苒。
我时常忍不住要假设，如果爸爸不是一个爱买书的爸爸，今天的我是否会走上这条狭窄的道路？我很怀疑。但于我，总是要将书列为最忠厚的朋友。因为时代总是在变化，人总是在流动，而嘴总是不太能够保密，虽然事后想来，人生并无秘密。真正的秘密总是会被准确地带到坟墓里去，我们只能在烟消云散的历史边缘去会晤。
而书从来沉默，在你心情不同的时候给你不同的回应。
（丰收摘自《羊城晚报》 ２００７年９月２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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