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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科状元刘春霖誓不当汉奸
状元本是农家子
刘春霖，字润琴，号石箕，１８７２年（同治十一年）出生在河北省肃宁县北石宝村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父亲刘魁书，是个老实淳朴的庄稼汉，后在保定府充当皂隶（差役）。刘春霖自幼聪颖过人，敏而好学，与哥哥刘春堂一同就读于本村塾师刘春熙学馆。因家境贫寒，兄弟俩时常食不果腹、衣不遮体。
刘春霖天分很高，在书法上可说是无师自通，写一手与生俱来的好字，并能出口成章、过目成诵。十来岁时就书写春联到集市上出售，抢购者如潮，有“神童”之美称。
光绪十三年（１８８７年）县试，刘春霖与哥哥刘春堂都中了秀才。不久又考入保定莲池书院。这莲池书院在当时是直隶省最高学府，在全国也颇有名气，院长是著名学者吴汝纶（吴挚甫）。光绪二十八年（１９０２年），刘春霖在乡试中得中壬寅科举人。光绪二十九年（１９０３年），刘春堂、刘春霖兄弟俩一同赴京会试，刘春堂金榜题名——考中进士，而刘春霖却名落孙山。
光绪三十年（１９０４年），适逢慈禧太后七十寿诞，老佛爷龙颜大悦，特加赐甲辰科。是年５月，各省的举人齐集京城会试，礼部遴选２７名贡士于７月４日在保和殿参加殿试，刘春霖名列其中。最后由主考官选１０名进士报奏皇上，并由慈禧御览定夺：刘春霖获一甲一名，得中状元；同试的朱汝珍获一甲二名，为榜眼；商衍鎏获一甲三名，为探花……
传为慈禧钦点
刘春霖独占鳌头，当时社会上传闻颇多，广为流传的一个说法是刘春霖非常侥幸，原非一甲一名。
据说，殿试完毕，八位阅卷大臣在文华殿审阅试卷。初定：第一名朱汝珍，第二名刘春霖……主考官将名单呈于慈禧太后钦定。当慈禧看到名列榜首、应被御点为状元的朱汝珍的名字时，眉头不由得皱了起来。这是因为朱汝珍是广东人，广东不但是戊戌变法首领康有为、梁启超的故乡，而且也是高呼“驱除鞑虏”、口口声声要革大清王朝命的革命党领袖孙文的故乡，故慈禧对广东人有隙。慈禧认为“朱”是明朝的国姓，由此便想到“反清复明”，朱又是“诛”的谐音，从“珍”字又想到被其诛杀的珍妃，“汝”字是三点水加个女字，总而言之，“朱汝珍”三字触到了慈禧最忌讳之处。
慈禧在阅到刘春霖这个名字时眼睛一亮，心中大悦。这是因为刘与“留”是谐音，万寿之年，谁不想留住韶华流芳百世！“春霖”，有春风化雨，普降甘霖之含义。当时正值大旱，赤地千里，朝野之上下无不渴望普降甘霖。再者，刘又是直隶肃宁人，毗邻京都，“肃宁”二字也颇感吉利，肃为“肃靖”，宁为“安宁”。慈禧想到这里，喜上眉梢，御笔一挥，遂将刘从第二名抽到第一名，钦定为状元。
光绪三十一年（公元１９０５年），慈禧迫于全国掀起的兴办新式学校、废除科举的浪潮，下诏“停止科举、推广学校”。光绪三十二年（１９０６年）正式下谕令废除科举，停止所有乡试、会试和各省岁试。这样，光绪三十年（１９０４年）的那次殿试，便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后的一次科举考试。刘春霖不仅成为清朝最后一名状元，也是自科举制度确立后历代王朝科举的末科状元——中国历史上最后一名状元。
鼓吹复辟
刘春霖得中状元之际，正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蓬勃发展之时。清政府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不得不打出“君主立宪”的招牌，声称“准备立宪”，“先行筹备”，派人出国考察，选派留学生出国留学。光绪三十三年（１９０７年），刘春霖被选派到日本东京政法大学留学，同往的有谭延闿、沈钧儒、商衍鎏、江亢虎、王揖唐等。
宣统元年（１９０９年）刘春霖等人学成归国，授翰林院编修，先后任福建提学使、直隶政法学校提调、北洋女子师范学校监督。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窃取了民国大权，他在复辟帝制之前，为表明自己礼贤下士，同时也欲借状元“鲁殿灵光”以壮门面，便将前清的状元公刘春霖请到总统府，任总统内史（秘书），搞些文字应酬，实际上并无实权。
当时，在北京的“筹安会”声嘶力竭地叫嚷：“只有恢复帝制方可平息内忧外患”。刘春霖同谷钟秀曾代表直隶省向袁“劝进”，对袁世凯预演复辟丑剧小有推波助澜之举，因而颇得袁的欢心，袁夸刘“志超正大，前途无量”。
还在袁世凯任民国大总统期间，中央政府在万生园（现北京动物园）内开辟了一个农业试验场，称之为：“中央农业试验场”，由刘春霖兼任场长。在这期间，他主办了气象和农业两个讲习所。
忧国忧民
“九一八”事变后，刘春霖对蒋介石不抵抗政策极为愤慨。终日居家，尽量躲避政事，闲游公园，读书写字。是年，正值他六十正寿，他的儿子海云和朋友们欲为他操办寿典，他坚决反对，说：“国家存亡尚且未定，祸福难测，搞什么寿典？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寿辰之日，作《六十自述》长诗一首，其中有这样一句：“忧国忍能看彩戏，为传雪已兆丰年。”唯一心愿，只求百姓有饭吃。
１９３３年农历七月，黄河泛滥，河北、河南、山东三角地带受灾十分严重，人民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刘春霖同段绳武等知名人士发起“河北移民协会”，自任该会理事。他四处奔走，募集物款，组织移民，并出面与当时河北省主席于学忠联系，让本省各地政府给以资助。后来在包头城东１５里的南海子一带建立了河北新村，先后移民两次，计有３３０多户，１１００多人。
他这一爱国爱民之举，大为众人所敬慕。他在北洋学堂的学生，抗日名将、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对刘的爱国行为极为敬佩，两次赋诗给刘春霖。
１９３７年７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当时，刘春霖的好友金选三惊闻北平发生这一事件后，深怕刘遭不测，以“病重”为由，让刘到天津。刘春霖居住一段时间后，惊闻北平惨遭日军践踏的噩耗潸然泪下。他对金选三说：“京城父老惨遭蹂躏，我却当了逃兵，真有些愧对先祖之训导。”不久，他告辞金选三回北平，他推辞金的劝说道：“兄之盛情，弟深为感激，但东藏西躲总不是个办法，如果日本人节节南逼，我们莫非要躲到南洋去不成？”他毅然又回到北平。
不做汉奸
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但是，也有一些人失去了民族气节，充当了汉奸，为虎作伥。王揖唐、江朝宗、王克敏之流就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人物。他们在北京成立了伪“华北政务委员会”。
日军侵占北平后想找些名人出来撑台。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揖唐是刘春霖同科进士，又一同去日本留学，平素交往不错。１９３７年秋的一天。王揖唐西装革履，头戴日本军帽，带着贵重礼品，乘一辆锃亮的黑色轿车神气活现地去北京王恭厂刘府请刘出山。
刘春霖见王揖唐头戴日本军帽，心中已很不悦。王出任伪职，他已有耳闻，今天见他来，知道没有好事，态度便十分冷淡。宾主坐定后，王揖唐就双手一拱，直奔主题：“仁兄之品德、才华，胜弟十倍，望兄能为我维持政务，弟感三生有幸！”
刘春霖见王揖唐果然是来游说劝他当汉奸的，不禁怒从心起，突然从藤椅上站起来，将一杯茶往地下一泼，险些溅了王揖唐一身，厉声说道：“我决不依附外国人！”说完背向王揖唐，再不发一语。
王揖唐讨了个没趣，只得灰溜溜地走了。
其实，早在１９３４年农历三月，伪满州国傀儡政府总理郑孝胥派人从东北长春专程赶到北平，以“满州国”的名义特邀刘春霖前往，许以高官，也遭刘春霖严词拒绝。
闭门谢客
北平沦陷后，刘春霖甘作平民隐居在家，常托病闭门谢客。在那时，欲借刘春霖“状元”之名装点门面的大有人在。有人以聘请了状元为其亡属点主为荣。
何为点主？点主是先备制一块一尺左右高的木牌，请有名望的人以墨写上某某之灵主。可是写主字时不写上边那一点，写成“王”字；尔后再聘请最有名望之文官用朱砂点那一点，谓之“点主”。刘春霖往往对这些人的邀请，要么不去，要么以高价相挟。所得费用大多捐给学校。
１９４４年某日清晨，刘春霖心脏病猝发，与世长辞，享年７３岁。
刘春霖去世后，悼仪很隆重，哀悼的人络绎不绝。
刘春霖生有三女一子。在他中状元之前，家有三个千金，就在他高中状元之际，喜得贵子刘海云，真可谓是“双喜临门”。这位末科状元公惟一的公子刘海云先生，20世纪80年代后期还生活在北京城。
（刘述礼摘自《扬子晚报》 ２００７年８月２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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