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主化的三把尺子与三条渠道
领导决策，不是个人行为，而是领导以科学的方式带领、引导被领导者为实现既定目标而努力的一种互行互为的过程；领导在决策中“拍板”，不是“皇帝开金口”，一切以“我”为主，而是调动各方智慧才能、研究最佳运作方案、统一各方认识的水到渠成式的集智聚能的过程。因此，领导要使自己的决策获得成功，必须发扬民主、问计于人，努力做到：一不包揽，二不封闭，三不霸道，四不随意，五不急就，六不主观，七不“忽悠”，八不玄虚，九不死板，十不短视。要以开放的心态，足够的诚意，理性的方式，宽阔的胸怀和满腔的热情，在决策的过程中实施民主化，使领导决策成为民主集中制的最终产物。所谓民主化决策，其内涵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民主化：用三把“尺子”衡量决策的优化程度
这三把“尺子”就是：是否真正对人民负责，是否真正对事业负责，是否真正对未来负责。
领导的决策首先要对广大人民群众负责。这是一个决策目的和目标的问题。作为领导，他的一切言行都要对广大人民群众负责，因为领导是广大人民群众的代言人、代理人，人民群众把权交给领导，也就是把人民群众的自身根本利益托付给了领导，领导必须有以民为上、以民为本、以民为先的强烈观念。而作为领导最基本、最普遍、最直接的为民服务职能的决策，势所必然地应该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一切决策应该为民而作、为民而立、为民而定、为民而行。如果舍此根本依据作决策，必然会陷入为自己图虚名、谋私利的泥坑，必然会劳民伤财、贻害子孙，什么“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等，就是一些缺乏为民负责态度的决策。因此，决策要正确，就必须要有为民负责的态度和目标，必须通过“民主化”的形式和手段，把为民负责这一目标落实在领导决策的每一个环节中。
领导的决策也要对我们的现代化事业负责。这是一个决策走向和定位的问题。有人说，领导作决策不都是为了工作吗？不都是为事业的推进吗？一般说是如此，但也有偏离这个方向的情况存在，突出表现为：一是单纯依据上级领导的喜好作决策，把决策的方向和定位搞错了，于是琢磨社情民意少了，琢磨上级领导的心思多了，这就是把对事业的负责变成对某个上级领导的喜好、意志负责；二是单纯地求稳怕乱，所作的决策只求无“过”不求有“功”，这样的决策好像没有给事业带来大的损失，却也没有对事业的推进带来更多的好处，这样的决策不能算对“事业”负责，充其量只是对自己的“名节”负责；三是一味追求决策的“继承性”，而忽视了决策的“创新性”。他们认为自己作的决策不能超过、违反、突破曾提携自己的原领导的意志，不能不顾及前任的脸面和声誉，因而所作的决策看似很“正规”，不会招惹是非，但实际上是以牺牲事业的发展为代价的。总之，领导作决策对事业负责就是不能有“私心”，而要真正出以“公心”，要有一颗忠于事业之心。当然，这种心态也只有通过公开的、民主的运作方式才能得到确立。
领导决策还要对未来负责。今天的决策是明天、后天工作的基础和依据，因此，决策不仅要顾及当前，也要思考未来，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和时间的检验。当然，一般而言，对当前社会、事业有推动作用的决策，总是比较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对未来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会起到一定奠基作用。但在实践中也不排除，有些决策是以牺牲长远利益为代价的，是一种掠夺性、急功近利性或是缺乏可持续性的决策，这些决策在三五年内或许看不出它的负面影响，但十年八年以后就会逐步清晰地凸显出来，形成这样的局面以后，要想纠正决策带来的后续灾难是非常困难的，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因此，作为领导决策一定要思前顾后，一定要从长计议，一定要对得起后人和子孙。而要做到这一点，光凭领导自身的努力还不够，还要通过决策民主化的方式，让更多的人参与其中，才能得到有效解决。
（二）民主化：通过三条“渠道”检验决策的科学价值
这三条“渠道”就是：感性的、理性的、现实可行性的。
坚持决策民主化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使决策具有更高的科学价值和实用价值，使决策能真正体现民情、反映民意、集中民智、珍惜民力。领导在决策时如果能坚持做到民主化，那么就能获得来自感性方面的、理性方面的、现实可行性方面的三条“渠道”的信息，它像三道“防线”那样，把不成熟的决策、明显有缺陷的决策、贯彻不下去的决策，乃至有悖于科学性的失误决策排除在决断、拍板之前，从而切实保证决策的合理性、正确性和可行性。
记得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太仓市委、市政府已决定要兴办经济开发区，但这开发区究竟办在哪里需要市委、政府的领导作出选择和决断。市领导认为选址问题看来是一件具体的工作，但却非常重要，它关系到开发区的生存、发展和兴衰，关系到几十年以后这开发区将面临什么样的处境和局面。当时比较普遍的看法就是选在老城区的两边，或东边，或西边，那么究竟是在西边好呢？还是在东边好呢？市领导决心慎重行事，广泛听取各方的意见后再作决策。在开展征求意见和调查研究中，市领导确实听到了来自三种不同角度、不同层次的意见：第一种意见是来自不少干部和群众他们感觉上的反映，即认为开发区办在西边总觉得不太合适，因为西边是太仓市的“大门”，他们说，怎么能一进我市的大门就让人感到到处是厂房一片呢？这不像城市，像工厂了；另外，这里２０４国道和３１２省道在这里交汇，本来已经很拥挤的地方，怎么能再办开发区呢？这些声音都是他们的一种感受，尽管没有更多的理性分析，但对否定选址在西边的理由却是很充分的。第二种意见是来自一些负责规划、发展的业内人士的理性分析，他们从经济开发区的整体规划和今后的发展要求考虑，西边正与昆山市毗邻，属于我市的地域和空间很小，发展会受到很大的制约，而东边则有大片的地域资源可供利用，相对拆迁的成本也较小，对今后的可持续发展有很大的好处。第三种意见则来自更高层次思考后的反映，他们认为，办经济开发区要通盘考虑我市的长远发展战略，要把握好我市整体推进的大局。当时，太仓滨江枕海的地理位置和３８公里长的优质深水岸线的自然条件，已经被中央及上海的有识之士看好，对兴建太仓港的设想方案已经形成，再加上太仓和大都市上海毗连的地域优势，一个以港兴市，接轨上海的大规划正逐步酝酿成熟，破“壳”而出的态势已经形成。因此，考虑到向后太仓大发展的布局，作为经济新的生长点的开发区自然而然地应该向东跟长江岸线水道靠拢和向南与上海呼应，这就决定了经济开发区选址在向东方向发展是一种既可行、又科学的方案。通过对这三种不同意见的调查、研究和分析，最终开发区“花落东部”的方案自然形成。
广开言路搞民主决策，打通“渠道”开门决策，这是现代领导必须具备的胸襟和素养。领导作决策，虽然是个人的实践活动，但这种实践活动具有客观的规律性，是受客观环境的多样性、偶然性和不确定性约束的。因此，领导决策不能主观独行，不能刚愎自用，领导者的素质再高，也不可能在各方面都是完美无缺的，个人的素质和集体的智慧之间一定是存在着差距的，领导者要以实事求是态度承认这种差距和自身的不足。作为行使权力的重要环节——决策，绝非可以靠独断专行、自我感觉良好而获得成功的，领导者必须慎之又慎地作决策，努力把决策的过程变成虚心向大家学习的过程，深入调查研究的过程，在决策民主化的路途上迈出扎实的步伐。
（三）民主化：通过借助三方“力量”，提高决策的效益水平
这三方“力量”就是：专家的力量、下属的力量和业内人士的力量。
决策是一种选择，是对诸多方案择优性的选择。但如今我们从事的事业是一种开创性的工作，面临的又是日趋复杂的环境和条件，涉足的领域更是综合系统的知识组合，这些对领导选择来说都会增加难度，在变化多端、复杂纷纭的情况下要作出正确选择，靠领导一人的智慧和经验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借助力量，寻找依靠，谋求支撑。
领导决策借助旁人的力量其对象应该说是比较广泛的，凡是对领导决策有助的领导都应该“借一把力”，不耻下问、虚心求教、认真听取。但求教更多的对象大致是三种力量，即专家的力量、下属的力量和业内人士的力量。专家，贵在“专”，不像领导优在“广”，专家尽管对整个社会、事业的了解或许不如领导涉足的那么广泛，但就其专攻的“一点”而言，那就是权威，领导在这“一点”上，不可能像专家那么权威，因此，领导决策首先求教于专家是十分必要的；下属，贵在“下”，不像领导的位置相对处于“上”，下属的能力和水平可能不及领导，但是下属也有他的优势，即比较接近实践，比较通晓实情，比较有感觉，领导决策也应该听一听他们的一些看法和想法，从而使自己的思维丰满起来，使自己的意见更合情合理；业内人士，是指领导要决策的这个领域中的实际研究人员、主管人员、操作人员等，业内人士贵在“内”，他们不一定能看到大局的全部，但他们对自身从事实践的那部分却是“内行”，有体验，有实感，有思考，有鉴别。例如，领导要决策教育战线上的有关事项，那么教育部门的行政干部、教研工作者、教师就是业内人士，领导决策时应该问计于他们“内行”中的“内行”，“精英”中的“精英”，这对领导决策的科学性是大有裨益的。
（佳运摘自《“县官”是门大学问》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