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与我

我是一个不用功的人。“不用功”自然不是一件光荣的事，不过，我不愿因为它不光荣，就向不知底蕴的人假装用功与渊博。但是，如果说，我真的不喜欢读书，却又与事实不符。我很喜欢读书。“读书”和“用功”可能是两回事。用功的人不一定“喜欢”读书，喜欢读书的人也许不一定是用功。这分别大概就在于前者全凭感情，而后者却要靠理智。凭感情读书的人，全靠自己的好恶去选择，因此，他所读的书，范围就比较狭小。尽管也许在这狭小的范围之内，他有精与深的可能，但他只能“渊”而不能“博”。凭理智读书的人却肯用客观的标准去选择读物，他会因实际的需要而花上一年的工夫，去读通一套经济学或六法全书；他会说服自己，只为了“求知”而去涉猎那些他所并不感兴趣的书籍。这两者相比较，在理智上，我自然比较尊敬后者；然而在感情上，我仍喜欢前者。

凭感情去读自己喜欢的书是一种享受，所得到的是一种灵魂上的涵泳与自由自在，和一种被了解、被同情的感受。这样读书，速度必快，乐趣必多。而凭理智读书，就未免要加上一个“苦读”的“苦”字。苦读成功的故事，最为人熟知的是苏秦。他头悬梁、锥刺股，面对经典史籍，不眠不休，那是为了成功而读。在读的时候，有苦无乐，必须具有足够坚强的意志和恒心，并且具有足够的对自己的严厉与督责，而后才可为之。这样读书，所造就的是专家，是学者。而这种读法，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用功”。用功是手段，是过程，因此需要理智与远见。读书是目的，因此可以凭兴之所至。一卷在手，悠游其间，这样读书，几乎与娱乐相差无几。我喜欢书，只因我喜欢享受与作者灵犀相通、莫逆于心的那点乐趣，是完全始于感情、终于感情的。因此，书，对我来说，是朋友，而不是严师。读书，对我来说，是谈心，而不是受教。

在我的记忆中，最令我难忘的一段与书为伴的日子，是在抗战期间，我在乡下教书的那两年。书本陪伴我打发了许多个寂寞的黄昏。到台湾之后，有段时期，我每天只要一有空闲，就把林语堂先生那本《生活的艺术》拿来翻看几页。这本书，我看了许多遍，翻来覆去地看。看过之后，又随意翻到自己最喜欢看的地方看，觉得格外有一种与作者莫逆于心的快乐。前年，我看了一年的诗。新诗、旧诗、半新不旧诗，一律看得入迷，那是因为我突然之间认识了许多写诗的朋友。他们把诗集送我，我就把自己沉埋在各种不同风格的诗句之中，整整一年的工夫，我没有看别的东西。我发现，我看书实在太凭兴趣。因此，总是“一跤跌在”一种书或一本书里，迷上一阵子，然后，或许接着有好一段时间，一本书也不看，直到我再发现另一种令我着迷的书。

朋友某君总嫌我不看书，时常对我施行“强迫教育”。把书寄来，逼着我看完写心得。这些年，在他的逼迫之下，我倒真的看了一些大家都看过而我却未曾看过的书。看完之后，觉得增长不少见识。但我仍得坦白地招认一句，每次他一逼我看书，我就对他生气一次。有时是生气归生气，看还是看了。有时却是假装听话，把书在书架上摆一阵，再还给他，说声“还好”或“我不喜欢”，就算看了。像《儒林外史》，我总觉它不是女人的读物；《静静的顿河》我只“静”到一半，就此“顿”住；《战争与和平》我也无法等到它全面和平；《约翰·克利斯朵夫》我倒看了两遍；《安娜·卡列尼娜》我看完之后，不想还他了。

前几天，偶然整理旧日文稿，发现一本已经旧得发黄的笔记。时间是1950年4月至6月。那是我心情最灰暗无望的一段时间。笔记本上，先是一连串心情恶劣的日记，然后，日记陡然中断，换上了读《庄子》的心得，内中录有：《齐物论》：“可乎可，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谓之而然，恶乎然，然于然，恶乎不然，不然于不然……以道观之，通为一。”以及“故万物一也，腐朽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腐朽”。然后，我写道：“人应从较高的位置去看世界。世间是非都由于人的粘滞沉迷。其实，道无所谓损益，事无所谓是非。能超然物外，则一切恩怨均不足道，何必争，何必怨，何必求呢……”这段笔记，重读之下，蓦然使我对书本产生了另一种感激之情。原来书本不仅是我寂寞时的良伴，苦闷时的知友，而且是我彷徨无主时的灯塔。老庄哲学中的一两句警语，曾给我以莫大的启示。它使我得以从苦痛黑暗的深渊中，超脱升华，明白了“超然”二字的意义，摆脱了苦痛的牵绊，征服了几乎无法征服的困难。

（张雅文摘自《中华活页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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