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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路遥
近日看电视，有一个观众互动节目，题目是“影响我的一本书”，观众短信踊跃，其中占比例最大的，是路遥的《人生》和《平凡的世界》。
路遥去世已经十几年了，而他的作品还被这么多的人记着，真是应了那句话，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这勾起了我对路遥的回忆。
我不是文学圈里的人，和路遥只是普通的朋友，既没有能力评价他的著作，更没有资格以说他来表明自己的什么，我只是一个在远处默默注视他的人。
但我和他的相识，几乎贯穿了彼此前半生变化最大的年代。这些年代，对任何一个过来人，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我和他从陕北同路走来，在每一个路口，都能看到他的突出成就，虽然我并不了解这行程中的细节，但总会感觉到他匆匆的脚步。
当我还在陕北当知青的时候，偶然间得到了一本小小的诗集，延川县编的，名叫《延安山花》。里面的诗要以现在的眼光看，激情而幼稚，饱含着时代的印迹，但它让我牢牢地记住了一个名字——路遥。
后来我考上西安美术学院，认识了同学邢仪，她是从延川县来的北京知青。聊天时，我提到了那本诗集，提到了路遥。不料她说，路遥，我很熟。
寒假回京，到邢仪家去串门，一进屋，见桌边坐着一个土里土气的小伙子，脸庞黑瘦，穿一身黑布的棉袄棉裤，我以为是她们家从农村来的亲戚，便没在意。邢仪从厨房端茶出来，见我们僵着，便说，你不是想认识路遥吗，他就是。
于是热烈握手，我说了些向往已久的话。路遥很客气，但表情一直没有多大变化，既没有因为我先前的失礼而见外，也没有因为我后来的恭维而高兴。当时好像谈了一会儿诗，或者还有别的，反正是认识了。
第二次相见，是在延河边上，我跑到延安去写生，意外遇上的。我知道了他已经考上延安大学，由于双方都有事，匆匆寒暄了几句，便分了手。可我注意到了他的变化，面色依旧，但胖了许多，好像还高了一些。身上穿了一件灰色的长风衣，没系扣，风吹着飘起来，有了一些潇洒的感觉。
后来，延川的知青丁爱笛结婚，对象海娥是村上的女子。我跑去凑热闹，又见到了路遥，还有他的夫人——北京知青林达。那一次因为是办喜事，还可能是到了他的地面上，要尽地主之谊，路遥热情地接待了我。他兴致颇高，谈笑风生，麻利地指派别人干这干那，自告奋勇地写对联，虽然我对他的毛笔字不敢恭维，但也知趣地不扫他的兴。这是我见到路遥最高兴的一次。
路遥毕业后调到了西安，专职写作，我陆续见到他发表的小说，直至他写出著名的《人生》。路遥声名鹊起，一时成为陕西最具代表性的作家。
记得有一次坐火车回北京，广播里播放小说《人生》，喧闹的车厢里顿时安静下来，几乎所有的人都在专注地听。一段完了，旅客们还不尽兴，有看过小说的，向别人介绍情节的发展，更多的，是对高加林这个人物进行讨论。我坐在边上，看到路遥的作品有这么大的反响，心里很为他高兴。
没有看过他的《平凡的世界》，所以在我心中，《人生》始终占据着最重要的位置，我知道，不应该把作品中主人公的命运和作者等同起来，但可能是认识作者的缘故，在我的脑海中，路遥和高加林的形象，却始终是重叠着的。
《人生》不是爱情小说，选择巧珍还是黄亚萍，也早已超出了爱情的范畴。但爱情依旧有它独立存在的价值。我听说，路遥凭着自己的才干，曾赢得了一位女知青的芳心。但她的家长，不同意这家庭地位悬殊的恋爱，使她动摇了。要好的一群同学，也不愿意她嫁给一个农村出身的青年。她们说，如果你不好拒绝，那就由我们来办吧。于是，路遥就接到了一封措词尖刻的信，叫他不要想吃“天鹅肉”，生生地拆散了他们。如果说，城市与农村存在着诸多的不平等，在户口、上学、工作等方面，已经让高加林们体味到了人生的残酷，那么在爱情上，则会遭遇到更加的心痛。这次经历，极大地伤害了路遥的自尊，他发誓一定要娶个北京知青做婆姨，而且，他也真的做到了。
路遥的发誓，不管还有多少爱情的成分，都是可以理解的。为此，他也承受了巨大的困惑和矛盾。我不知道生活中是否真的有巧珍存在，但在路遥心中，“巧珍”可能一直在折磨着他。
我曾把路遥请到美院，让他给学生们讲《人生》的创作经历。当时的讲课费很少，我只记得给他买了一盒两块钱的好烟。
他讲起了对巧珍们的感情：那是十几岁孩子之间的，朦胧的，说不清道不明可又实实在在的情感。当山上的杏子还是青青的，你就会把它摘下来，放在裤兜里，握得满是汗渍，满山遍野地寻找那个女孩子，把那个青杏在裤子上蹭干净了，双手捧给她，看着她一小口一小口地啃着。女孩子不说话，眼神里透着欣喜……
他忘情地描述着，我可以体会得到，什么才是埋藏在作家心底最珍贵的东西，那是在他远远走来的地方，一个不为人知的精神家园。这里有温暖他的第一缕阳光，有吹透到他血脉里的山风，还有一个啃着青杏的女孩。而悲剧在于，这最珍贵的东西，却与高加林们极力摆脱的环境，纠缠在一起，挣脱的同时也意味着失去，永远也找不回来。
他讲到写巧珍出嫁时，心里异常难受，以至泪水打湿了稿纸，几乎不能继续。送走了巧珍，他将笔扔出窗外，扑到床上，大哭了一场。哭完了，又去窗外寻回了笔，接着往下写。
他强调在写作上，对他影响最大的是柳青，于是有人提问，《创业史》中的改霞和《人生》中的巧珍，在形象塑造上，有什么可比较之处。路遥说，改霞是改霞，巧珍是巧珍，她们之间没有关系。说罢，面有愠色。
我于是有点恐慌，生怕闹出些不愉快，好在众多崇拜者的热情，迅速淹没了这一小小的插曲。
我后来调回北京，在工人出版社做编辑，出版社的老总南云瑞、文学编辑部主任雷抒雁都是陕西人，再加上我这半个“老陕”，使出版社笼罩了一层浓浓的“陕西情结”。这个阶段，与陕西作家们接触颇多，我曾数次陪南总去西安组稿，和作家们一起吃羊肉泡馍，当然，路遥也在座。这时的相交，多了些场面上的客套，少了些私人的色彩。
我注意到陕西的有些作家，虽然作品已经有了广泛的影响，可他们本人却过着苦行僧般的日子。也许是在农村养成的节俭习惯，也许是写作在当时还不足以让他们衣食无忧，反正他们两根黄瓜一个馍，再夹上点辣子就算一顿饭的事，是常有的。他们的写作，像农民种地一样的诚实，一样的辛苦。他们的许多作品，厚实得有如乾陵上的石碑，然其代价，是熬干了心血，交换了生命。你看他们的样子，不是疾病缠身，就是骨瘦如柴，
最后一次见到路遥，还是在延安。那是1990年的春节，我在北京呆得憋闷，就跑到延安去散心。正值放假，偌大的延安宾馆里空空荡荡。突然听说路遥也住在这里，真有点“他乡遇故知”的喜悦，忙跑去见他。
路遥一个人住在间大房子里，虽然天还没黑，可窗户上挂着的厚紫绒的帘布，把屋里变得昏暗暗的，床头灯黄黄地照着，被子乱堆在床上。他邋遢地穿着一身睡衣，动作迟缓。我觉得他苍老了许多，神情疲惫，甚至带有一丝沮丧。意外的相逢，使两个人都很高兴，他向我了解北京的事，谈到了完成不久的《平凡的世界》，我则更多地询问他的健康情况。
我有一点不解，陕北人很重视春节，这是全家人团聚的重要时刻，人们哪怕远在天南地北，都要往家里赶。早早地备好年货，贴春联，挂红灯，钻到自家窑里，舒舒服服地享受天伦之乐。你若这几天到陕北，单位关门，商店闭户，想吃口现成饭都找不到。路遥却在此时，一个人住在空荡荡的宾馆里，品尝着寂寞和孤独。从他的脸上，也看不到完成一部巨著后的轻松和喜悦。我知道作家们在创作时，通常会找一个僻静的地方，避免干扰，可现在是春节呀。
心里虽然有这样的疑惑，我却没有多问，又怕影响他休息，聊了一会儿，便起身告辞。在餐厅吃饭时，我也没看见他的身影，想必有人把饭送到他的房间去了。
以后听到路遥的消息，几乎都是关于他健康的传闻。我虽然有些担心，却始终不肯相信会发展到什么恶劣的程度。然而，不幸的消息还是传来了。这离我最后一次见他，还不到两年。我替出版社拟了唁电，发往陕西。从邮局出来，我一个人默默地在街上走。初冬的北京，天气骤冷，使刚从秋日阳光下过来的人，感觉很不适应。我很想找个人说说话，哪怕说说天气也好。
一个人就这样从你的生活里消失了，变成了某种文化符号被人评论或纪念着。路遥的作品获得了不朽，但这并不能成为他早逝的理由。我真诚地希望我的朋友们都能健康地活着，而不管他们是不是作家。
（大汉摘自《博览群书》2006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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