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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以深心奉尘刹——追怀张居正
夫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功，然又必遇非常之时，而后其功可成。
——张居正致南京工部右侍郎徐栻
一
隆庆六年五月庚戌(即公元1572年5月26日)，三十六岁的明穆宗朱载垕驾崩了。消息传入内阁，顾命大学士高拱、张居正、高仪掩面而泣。其中首辅高拱哭得最凶，他如丧考妣地喊道：“皇上你走得太早了，留下一个十岁的孩子，如何做人主?”
六月十日，十岁的朱翊钧即位，这就是明神宗。神宗刚即位，就有一份中旨——皇帝的手谕颁到内阁，授司礼监秉笔太监冯保为掌印太监。高拱一看，大为不悦，对传旨太监说：“这中旨到底是谁的旨意?皇上的年龄还小着呢，一切都是你们做的，早晚有一天要把你们都赶走。”小太监回宫把高拱的话传给了冯保。
接下来几天，高拱策动言官纷纷上疏，弹劾冯保，提醒皇上惩戒宦官专政，还权于内阁。高拱怕冯保将奏疏留中不发，事先让弹劾者将副本以揭贴形式送到内阁，随后邀请言官们到自家的后花园纵情饮酒。
这些日子，次辅张居正到大峪岭视察先皇的陵墓去了。天热，路上又辛苦，回京城后，他没去内阁上班，而是请了几天假，在家休息。这天晚上，他正要上床睡觉，家仆游七通报：大珰冯保来了。
张居正听完冯保的陈述，感到一场风暴就要到来。他平静地对冯保说：“先皇病危之时，高拱在乾清宫门外和内阁曾多次号啕大哭，说：‘十岁的孩子，如何做人主?’倘若这话传到皇后、贵妃和皇上的耳中，该会怎样呢?”
冯保摸着自己光滑的下巴，反复念叨着：“十岁的孩子，如何做人主?”渐渐地，脸上露出了笑容：“相公，我懂了。”
六月十六日，早朝，皇上在会极殿召见群臣。张居正因在假中，没有上殿。高拱满心以为驱逐冯保成功，早早就上朝了，可当他抬头一看，发现御椅的旁边站立的正是冯保，他手执拂尘，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高拱心中不由一惊。
冯保高声宣读：“传皇后懿旨、皇贵妃令旨、皇上圣旨——告尔内阁五府六部诸臣：大行皇帝宾天先一日，召内阁三臣御榻前，同我母子三人，亲受遗嘱曰，‘东宫年少，赖尔辅导。’大学士拱揽权擅政，夺威福自专，通不许皇帝主管，我母子日夕惊惧。便令回籍闲住，不许停留。尔等大臣，受国厚恩，如何阿附权臣，蔑视幼主!自今宜洗涤忠报，有蹈往辙，典刑处之。”
“皇上，老臣有话要说……”
冯保卷起圣旨：“退朝!”
六月十九日，皇上在平台召见张居正。这是张居正当上首辅之后的第一次召见。这年他四十八岁。
二
在张居正推行他的“万历新政”之前，他有过两次陈述政见的机会。一次是二十五岁，他由庶吉士转为翰林院编修之后，给嘉靖皇帝上《论时政疏》，文中为时局号脉，指出宗室骄恣、庶官瘝旷、吏治因循、边修未备、财用大亏等五种臃肿痿痹类病症，同时提出治疗办法：活血化淤法，即只要君臣上下齐心，人尽其才，则积弊可除，无病可患。可惜此时他人微言轻，没有得到皇上半个字的回复。
第二次是隆庆二年八月，他的老师徐阶刚刚致仕，无所作为的李春芳出任首辅。四十四岁、已身为大学士的张居正由于做过今日皇上昔日裕王的日讲官，所以说话还有些底气，就向穆宗上《陈六事疏》，提出省议论、振纪纲、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等六条施政方针，这次得到皇上二十个字的朱批：“览卿奏，俱深切时务，具见谋国忠恳，该部、院看议行。”
两次上疏，张居正都是以满腔热血往里面泼洒，可是收获的是沉寂和冷淡。嘉靖帝忙于设坛修醮(道士念经做法事)，几十年不视朝；隆庆帝喜欢游玩，喜欢女人，对朝政也没啥兴趣。只有在幼主即位，自己成为首辅的时候，张居正才感到一切掣肘都散去了，他成了真正的摄政王，所有的施政方针在他的眼前展开了一条通向现实的可行之路。后来，他在致南京工部右侍郎徐栻的信中说：“夫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功，然又必遇非常之时，而后其功可成。”可以说，万历新政正是非常之人在非常之时成就的非常之功，这三条缺一不可。
三
《明史》中这样描述张居正：“居正为人，颀面秀眉目，须长至腹。勇敢任事，豪杰自许。然沉深有城府，莫能测也。”这里面暗含贬意。如果我们从积极的方面去理解，张居正的确是一个有谋略有能力有办法的人。他第一次展示自己的领导才能，是处理鞑靼头领俺答的孙子把汉那吉归降一事，那时他还不是首辅，而是分管军事的大学士。
隆庆四年十月，俺答的孙子把汉那吉因爷爷抢走了自己心爱的女人三娘子，愤而出走，跑到大同，投奔大同巡抚方逢时。消息传到京城，很多大臣担心受降以后，鞑靼会以此为借口，大举入侵。但是张居正支持宣大总督王崇古、大同巡抚方逢时的意见：接受把汉那吉的投降。把汉那吉被当做上宾，好吃好喝好招待。而明朝向俺答提出的条件是，以汉奸赵全等十几人交换把汉那吉。当年为鞑靼入侵提供便利的汉人赵全此时已没有多大使用价值了，俺答很痛快地答应了明朝的条件。
把汉那吉被俺答领了回去，还穿着明朝赏赐他的大红袍；赵全等十几人则被押解进京，落了个午门斩首。接下来，俺答同意入贡，明朝同意互市，大明皇帝还诏封俺答为顺义王，赐红蟒衣一袭，同时封了61人为官。张居正只费了几十件红袍，就解除了困扰朝廷上百年的北方边患，这样的政治手腕不是一般人所具有的。还有一个细节是，张居正专门写信叮嘱王崇古，说鞑靼要求买锅的时候，如果卖给他们铁锅的话，铁可以熔化制成武器；所以要卖给他们广锅，这种锅不能铸造兵器，而且买的时候要拿破旧的铁锅调换才行。从这件小事可以看出，张居正是一个非常细致的人。
除了谋略，最主要的是用人。可以这么说，张居正改革成功的最关键因素就是用人。他不是全才，他未必懂军事，但他会用懂军事的谭纶、王崇古、戚继光。一个戚继光，保了蓟辽十六年的平安。他也未必懂水利，但他会用懂水利的吴桂芳、潘季驯。在朝中，吏部有杨博，户部有王国光，兵部有谭纶，工部有朱衡，刑部有王之诰，都是这一位置的不二人选。
可是维持一个庞大帝国运转的不只是官，更大的群体是吏。怎么让吏动起来?这是决定改革成败的关键。张居正引入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考成法。
用今天的话说，张居正是机关大院里出来的，他深知机关之弊。每年每月每日，朝廷颁发的法令、章程，案牍劳神，不可谓不多；“置邮而传之四方”，不可谓不及时。但效果如何?大小官员成日办公，其实只是办纸!纸从北京南纸店里出来，送进衙门，看过之后，再出衙门，经过长短不等的公文旅行后，便进入另一衙门归档。朝廷的法令、章程是否落到了实处?大小官员是在踏踏实实地工作，还是人浮于事、混天聊日?没有一个考量的办法，庞大的帝国只是按惯性平稳、平静、平庸地运转着。
张居正的考成法，就是要加大对官员的监管力度，督促一切政务的进行。具体方案是在各衙门分置三本账簿，一本是底册，记载一切发文、收文、章程、计划，把其中例行公事无须查考的剔除之后，其余项目再列成两本同样的账簿；一本送各科备注，完成一件，注销一件，定期检查，如果有积压未按时完成的，就由各科上奏候旨；另一本送到内阁备查。为使这一方案得以实施，张居正在明朝祖制六科控制六部的基础上，再以内阁控制六科，这样内阁——六科——六部，由内阁出政策，六部抓落实，六科抓监督，从而形成一个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的管理体系，这不能不说是张居正在完善政治体制方面的一大创举。
如果说考成法是张居正的政治体制改革的话，一条鞭法就是他的经济体制改革。他借鉴王安石变法的经验教训，在推行一条鞭法的时候，没有搞一刀切，而是审慎地、一步步来。与王安石相比，张居正没有基层工作的经验，他一直待在机关大院里，但他是个务实的政治家，他不追求表面的轰轰烈烈，而是审时度势，积极稳妥地推进工作，结果到头来，他的改革没有半途而废，反而最有成效。一条鞭法就是先在浙江、福建、江西等地试点，张居正看到成效之后，于万历四年推广到湖广，到万历九年正月，才通行全国。
一条鞭法是张居正对明朝赋税制度的一次大胆改革。明初的赋役制度是将赋和役分别征收，赋以土地为对象征收，按田亩计算；役以人为对象征收，分为按丁和按户征收两种。在征收内容上主要是征收实物和劳役。这种赋役制度在商品经济极不发达的当时，是比较合理的。但到明朝中期时，社会经济状况发生很大变化，大量土地集中到地主手中，而官方掌握的数据还是老皇历，这就造成地主偷逃赋税，而农民负担越来越重。张居正推行的一条鞭法，就是在清丈全国土地的前提下，把一切征项包括田赋、徭役、杂税等合并起来编为一条征收，无论田赋或力役一律折银缴纳，差役由政府雇人充当。
这项改革的最大难题是清丈土地。孟子说：“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可是清丈土地就是要巨室把吃到肚子里的肉再吐出来，他们能愿意吗?
然而，张居正以惊人的毅力将考成法和一条鞭法坚持了下来，他裁汰了大批冗官(仅万历九年即裁减160多名官员)，也得罪了不少地主豪强(清丈之后，全国的土地增加了180多万顷)，然而老百姓的负担减轻了，国家的财力增强了。
权力是一服药力很强的腐蚀剂。从主观上说，张居正攫取权力是为了国家社稷，为了苍生百姓，可是从客观上说，他一朝威权在手，就会有逢迎拍马之徒找上门来，就会有贪贿之人蜂拥而至，也会有各种各样的诱惑令他目眩神迷。有道是利令智昏，其实权力最容易使人智昏，权力早已使张居正异化而不自觉。
张居正原是一个生活极为检点的人，他曾向部下这样剖白过自己：“仆自当事以来，闭门却扫，士大夫公谈之外，不交一谈。”又说，“士大夫公见之外，不延一客，公谈之外，不交一语，即有一二亲故，间一过从，不过相与道故旧、遣客怀而已，无一语及于时政。”甚至说，“门巷阒然，殆同僧舍。”这里不免有些夸张。古诗说：“翩然一只云中鹤，飞来飞去宰相衙。”连鹤都喜欢到宰相家串门，何况别有所图的人呢?但我们看到张居正能把八小时内外分得这么清楚，也实在不是一件易事。他还有很多“政治秀”，也做得很好。比如，儿子回江陵应试，他吩咐儿子自己雇车；父亲张文明生日，他吩咐仆人带着寿礼，骑驴回乡里祝寿；次弟居敬病重，需回乡调治，保定巡抚张卤破例发给通行证，居正立即交还，并附信说要为朝廷执法，就不能不以身作则。他的家仆游七因为与外面官员有勾结，还曾遭过一顿痛打。他的书信往来中，留下了很多拒贿的记载，像“厚惠概不敢当，谨用纳璧”、“厚仪概不敢当，谨以璧诸使者”等语汇，连篇累牍。
但是大明的空气中弥漫着腐化的气息，他张居正要一个人做到出淤泥而不染，难矣哉。谁没有私心，谁跟钱有仇?正如刘台疏中弹劾的那样：“盖居正之贪，不在文吏而在武臣，不在内地而在边鄙。”张居正可能不接受一般官员的贿赂，可是像戚继光这样的老朋友，送来的波斯美女，张居正也笑纳了。据说严嵩收藏中十分之二的精品，最终归于张居正。他曾送给大太监冯保名琴七张、夜明珠九颗、珍珠帘五副、金三万两、银十万两，显然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在北京，他建起一座豪华的官邸，壮丽不减王公；在江陵，当地官员历时三年，耗资二十万两银子，为他建起一座富丽堂皇的太师府第，他自己拿出的钱，还不到十分之一。在这类事情上，张居正也忘不了耍一点小聪明。他曾把江陵的辽王府强占过来，没有付一分钱，后来，当地官员为拍马屁，要为他建坊，居正就说，别建了，就用这笔钱抵我购辽王府的费用吧。你看。他不花一分钱，既购了王府，又不算强占。
晚年的张居正，不仅生活奢靡，而且气焰熏天。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描写张居正：“性喜华楚，衣必鲜美耀目，膏泽脂香，早暮递进。”衣着都这么讲究，肯定是个会享受之人。他从北京回江陵归葬父亲的时候，乘坐着三十二抬大轿，轿内饮食起居一应俱全，吃饭时菜肴过百品，还觉得没有下筷子的地方。一路上有蓟镇总督戚继光派来的铳手、箭手随同保护，沿路巡抚和巡按御史出疆迎送，府、州、县官跪着迎接。按规矩，连公侯谒见王爷的时候都要执臣子之礼，可是张居正沿途见襄王、唐王的时候，却坐到了主座上。在他归乡奔丧的这些日子里，朝中遇有大事，神宗还要派人快马加鞭到江陵去请居正裁决。
此时的居正，私心越来越重了。原来说“愿以深心奉尘刹，不于自身求利益”，那说的是公事；而说到私事，居正绝对是一个护犊子的家长。万历五年，他的儿子张嗣修考中二甲第一，神宗拔为榜眼；万历八年，他的儿子张懋修高中状元，长子张敬修也同时及第。刑部主事的丘橓为此向居正献上一联：“上相太傅，一德辅三朝，功光日月；状元榜眼，二男登两第，学冠天下。”
张居正奔丧回到江陵，在父亲下葬当天，方方面面的官员来了不少，只有湖广巡按御史赵应元没有来，张居正心中便有些不快。张居正的门客、佥都御史王篆觉察到了这一点，便怂恿左都御史弹劾赵应元，结果赵应元被降旨除名。
后来以《牡丹亭》名世的文学家汤显祖，当年准备考进士时，因为拒绝张居正的延揽，即受到张的报复，第一次应试落榜，以后几年应试皆不中。直到张居正死后的第二年，三十四岁的汤显祖第五次上京应试，才得进士。
不难看出，处于权力巅峰时期的张居正，心态已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有人为他献上一副黄金联：“日月并明，万国仰大明天子；丘山为岳，四方颂太岳相公。”太岳是居正的别号，这是把他和当今皇上相提并论，居正听后狂喜，居然要提拔撰联者，只因一病不起而作罢。他听惯了谀词，一旦听到讥刺的话，立马会暴跳如雷。所以当户部员外郎王用汲上疏挑拨君臣关系，说什么“无威福者陛下所当自出，乾纲者陛下所当独揽，寄之于人，不谓之旁落，则谓之倒持；政柄一移，积重难返”的时候，张居正像一只雄狮一样被激怒了，他向皇上剖白：“如以臣为贤也，皇上以一身居于九重之上，视听翼为，不能独运，不委之于臣而谁委也？先帝临终，亲执臣手，以皇上见托，今日之事，臣不以天下自任而谁任耶？”如此刚愎自用的话，其实是居正潜意识的自然流露，无疑会刺痛万历渐渐醒过来的两只耳膜的。
（源丰摘自《十月》2007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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