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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光：百岁星辰 文华灿然
半路出家——４９岁，治学由经济转入语言，终成我国卓越的语言学家；
行为新潮——８２岁，始学电脑。如今，打字、接发邮件，轻松自如；
笔耕不辍——９３岁，出版《比较文字学初探》；１００岁，《百岁新稿》问世；
神采奕奕——１０１岁，眼花耳背，但思维敏捷、行走麻利、可以自行从三层楼下至一楼。这就是周有光——中国文字改革的推动者、《汉语拼音方案》主要创制者之一。
半路出家的语言学家
常州青果巷，出了三位致力于中国文字改革的著名学者：赵元任、瞿秋白、周有光。
１０岁时，周有光随全家搬迁苏州。他是第一批进洋学堂的学生，上小学时就读英文，但他更喜欢语文和数学。到了中学，许多课程，如世界历史、世界地理等都用英文课本。他中学毕业时已能流利地用英文写文章了。
中学毕业，尽管成绩优异，但家道中落，只能选择不收学费的南京高等师范就读。那时上海的圣约翰大学招生，便去应试。不想，还真考上了。但当时读圣约翰大学，要交学费２００块大洋，他家经济困难只得放弃。幸亏姐姐的同事朱毓君慷慨大义，典当了自己母亲的“陪嫁”帮他凑齐了学费。在大学，周有光主修经济，辅修语言。
１９５５年１０月，时任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的周有光到北京参加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会议结束后，组织上通知他到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
就这样，在４９岁的时候，他扔下经济学，半路出家一头扎进语言学中。
其实，与语言学结缘，还是在上个世纪２０年代。周先生说：“当我看书看得疲倦了的时候，改看语言学的书有重振精神的作用，好像是右手累了，改用左手，可以使右手休息似的。”他参加拉丁化新文字运动，业余时间潜心研究汉语拼音。回国后在上海复旦大学教授经济学。因为在大学里读书教书，自学条件非常好。１９５２年出版了《中国拼音文字研究》。加上他同时懂得中、英、法、日四门语言，干起语言文字工作得心应手。１９５５年，他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担任汉语拼音方案委员会委员。
１９５８年２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汉语拼音方案决议，同年汉语拼音成为全国小学的必修课。在汉语拼音方案实施之前，简化字已经推行。周先生在北京大学等高校讲授汉字改革课程，他的讲义《汉字改革概论》成为大学教材。
他还主持了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的制定，提出正词法的基本原则和内在矛盾，规则在１９８８年公布。１９７９年～１９８２年，周有光出席国际标准化组织的文献技术会议，使该组织通过国际投票认定拼音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ＩＳＯ７０９８）。
１９６９年，周先生被下放到宁夏平罗的五七干校，在那儿劳动了两年零四个月。
６５岁的周有光和７１岁的教育家林汉达被派去看守高粱地，二位老先生仰望天空，热烈讨论中国语文大众化问题。一次，林老问：“未亡人”、“遗孀”、“寡妇”哪种说法好？周先生开玩笑回答：大人物的寡妇叫遗孀，小人物的遗孀叫寡妇。又说，从前有部外国电影，译名《风流寡妇》，如果改为《风流遗孀》，观众可能要减少一半……讨论逐渐深入，最后一致同意，语文大众化要“三化”：通俗化、口语化、规范化。“二位老先生高声地交谈，好像对着几万株高粱在演讲。”
当世界各地出现了“汉语热”时，一些人推断２１世纪将是汉语的世纪，先生保持了相当的冷静：“汉语的国际地位，应作恰如其分的正确估计。汉语的国际性最弱，这是很多中国人不愿意承认的，但是，不承认并不能改变事实。要想改变事实，只有改变汉语本身，提高汉语的规范化水平。”
与爱因斯坦聊天
１９４７年与爱因斯坦的见面，对周先生而言，很多细节都遗忘了。
“我到美国不久，一个朋友是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教授，他跟爱因斯坦是同事。一次在聊天中说，爱因斯坦现在很空闲，你可以去跟他聊聊。因此，我很有幸跟爱因斯坦聊过两次。他非常随便，一点儿都没有架子，他穿的衣服都没有我讲究。”
周先生回忆：“美国研究原子弹，当时打仗，经济紧张得不得了，研究原子弹需要很多钱，这钱投进去原子弹到底能不能造出来，谁都不知道。罗斯福总统不敢签字，就去问爱因斯坦。爱因斯坦就讲了一句话：That’s possible。那是可能的。罗斯福听了回去赶快签字了。后来原子弹果然研制出来了。这影响大得不得了。对这种大人物的贡献，你不能拿普通人来衡量他。他说一句话，有千钧之重。爱因斯坦读书并不好，大学都考不上。所以考试只能测量你的记忆力，不能测量你的理解力、创造力。今天我们对青年和小孩的教育方法恐怕要改改。”
周先生对爱因斯坦的一段话记忆深刻：一个人的一生到６０岁为止，工作是１３年，除了吃饭睡觉之外，业余时间是１７年，能不能成功就看你怎么利用你的业余时间。
追忆沈从文、曹禺
周先生的夫人是张允和。叶圣陶先生曾说，九如巷张家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后来，四个女儿中，二女儿张允和嫁给了周有光，三女儿张兆和嫁给了沈从文。于是，周有光与沈从文便成了连襟。
“沈从文很有意思。当时胡适说，你写的小说很受欢迎，就来大学教书吧，教怎样写小说。但沈从文不会讲课，你要让他讲怎么写小说，他也讲不清楚。当时沈从文是老师，张兆和是学生。后来，时间长了，沈从文就给张兆和写信，但是张兆和看也不看，沈从文呢，你看也好，不看也好，就是一直写。张兆和生气了，拿着信去找胡适校长，说‘您看，他是我的老师，怎么能乱写信呢’？她以为胡适一定会同情她的，没想到胡适思想很新，说‘沈从文又没有结婚，这不是很正常的么’？胡适最后来了一句，张兆和就更生气了：‘我跟你爸爸也挺熟的，要不要我跟你爸爸讲一讲啊’，张兆和气得不得了，甩了袖子就走。就这样，沈从文依然写信，你不回信也没关系。后来他们就好了。”
“当时曹禺的衣服破了，冬天，耗子在夜里跑到他棉袍的隔层里去了。他白天穿上了，‘呦，这怎么回事啊？怎么发抖啊？’他还以为自己在发抖，在生病呢。其实是耗子在里面动呢。这是他的一个笑话。他的夫人郑秀呢，是洋学堂里出来的，很讲卫生，天天洗澡。曹禺却很不讲卫生，郑秀每天强迫他洗澡，那时候每天洗澡是很少见的，他就懒得洗，在洗澡房里一边看书一边拿手划水，划不是有水声么？就骗郑秀说洗了澡了。”
简朴的养生之道
“我９７岁去体检，医生不相信，以为我写错了年龄，给我改成７９岁。医生问我怎么这样健康，我说这要问医生啊。以前我没有考虑过，后来我觉得是：１?郾我不吸烟，不好烟，只喝一点啤酒。２?郾宴会上不随便吃东西。以前我在上海有个顾问医生，他告诉我大多数人不是饿死而是吃死的，乱吃东西不利于健康，吃的还是要家常便饭。３?郾平时讲究卫生，天天洗澡洗头。４?郾乐观，坏事情里也能看到好事情。５?郾晚上１０点左右睡觉，早上七八点起床，睡眠很好。中午还要睡一下，生活比较有规律。”
周先生饶有兴趣地说：“我结婚时，我们家的老妈妈就偷偷地算了一个命，算命先生说，不行啊，这一对夫妇只能活到３５岁。我当然不信了，可是觉得很有趣，现在两个３５岁也不止了。”
周先生百岁时，晚辈们为他制作了一个精美的纪念画册，大量珍贵照片，勾勒出先生一生治学、家庭和生活的轨迹。数十位晚辈绕膝，浓得化不开的亲情，令人感动不已。“有光一生一生有光”，夫人张允和的话，是对他最美的祝福。
（佳音摘自《光明日报》 ２００７年４年２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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