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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顿：献给科学的一生
1884年8月31日，乔治·萨顿出生在比利时佛兰德省的根特。他出身于一个富裕的家庭，父亲是一位工程师，也是比利时国家铁路公司的负责人。在萨顿出生后仅仅几个月，他的母亲就去世了。
早期的教育使萨顿对于文学、艺术和哲学都有很浓厚的兴趣。中学毕业后，萨顿进入根特大学学习。最初，他学习的专业是哲学，但很快他就对哲学这门学科产生了厌恶。经过一段时间的自学和思考后，萨顿又回到根特大学，先后学习了化学、结晶学和数学，并曾获得根特大学等四所高等学校授予的化学金质奖章。1911年5月，他完成了题为“牛顿力学原理”的论文，并获得了博士学位。这一博士论文，也表明了他受到哲学家和科学史家孔德、迪昂和坦纳里等人的哲学影响。
1912年，即他的女儿梅·萨顿出生的那年，萨顿迈出了非常大胆的一步：他要创办一份科学史杂志，并用古代神话中专司生育与治病的女神“爱西斯”（Isis）的名字作为刊名。因此，后来萨顿不无骄傲地称梅·萨顿和《爱西斯》为他的“两个女儿”。
从个人的意义上来讲，这一刊物也为萨顿提供了第一个他所迫切需要的体制化的工具，或者说，是记录和传播其科学史研究和思想的阵地。自从1913年《爱西斯》正式出版。它现已成为目前国际上最权威的科学史刊物之一。1924年，美国历史协会为了鼓励和支持萨顿的努力，成立了科学史协会，两年后，《爱西斯》成了该学会的机关刊物。直到1951年为止，萨顿一直担任《爱西斯》的主编，长达40年之久，并时常以自己和夫人的经济收入来补贴杂志的亏损。
1914年8月，德国入侵比利时，这个事件对萨顿后来的发展有着极大的影响。在德国人入侵后，1914年11月，德军征用了他家的房子，萨顿只好将他的图书抛弃，仅将笔记本埋在后花园中，就与家人一起匆匆离开了比利时，先是到了荷兰，然后又前往英国的伦敦。他先是在英国为陆军部工作了不长一段时间，但很快他就发现，在英国几乎不可能找到一个能够实现他的理想的工作位置，于是，在1915年初，他暂时将家人留在英国，只身前去美国寻求发展，把希望寄托在美国这样一个他认为更具有对多样性的包容和更具有一种进步精神的地方。
在萨顿刚到美国时，美国不能说没有科学史，但充其量也只不过是很少数人的一种业余活动而已，还远远称不上是一门学术性的学科，也就更不用说是一种职业了。因此，在大学中要谋到一个科学史教授的位置，在那时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幸好在当时的哈佛大学有一位名叫亨德森的教员，他虽然专业是生物化学，但却是一位博学的人，从1911年开始就在哈佛大学定期地开设一门科学史的课程。与萨顿接触后，亨德森最早认识到萨顿的计划的意义，并成为其热心的支持者。而且，亨德森也是一位在哈佛大学有相当影响力的人物。到1916年5月份，亨德森终于可以告诉萨顿一个好的消息：通过从各种渠道筹集的资助，哈佛大学将以2000美元的薪水聘任萨顿做一年的科学史讲师。他在哈佛作了“在科学家和艺术家列奥纳多·达芬奇时代的科学与文明”的洛厄尔演讲。
不过，在职业性的工作位置方面却好景不长，一方面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另一方面也许更重要的是因为萨顿开设的课程并没有吸引多少学生，一年以后，哈佛大学没有继续延长萨顿的聘期。另外一件令人悲痛的事是萨顿夫人在1917年生下一个儿子，但只活了半个月就夭折了。
从1918年7月开始，萨顿被卡内基研究院任命为科学史副研究员，最初的期限是两年。但实际上，由此开始，萨顿整个后来的职业生涯都与卡内基研究院联系在一起。由于在哈佛任职的终止，萨顿有可能无法继续利用那里最适于他工作的怀德纳图书馆，再次还是由于伍德沃德的干预，才使得他可以继续在那个“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之一”的怀德纳图书馆里工作。后来，他向哈佛大学校长提出，他可以不领薪水地免费为哈佛大学讲一门科学史课，以此换得在图书馆中一间单独的工作室。这一建议被接受了。于是，萨顿就开始了在坎布里奇和华盛顿两地穿梭的工作，主要依靠来自卡内基研究院的薪水生活，同时又可以利用最好的图书馆。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在1919年，萨顿回到比利时取回了他原来埋在后花园中的笔记本。1920～1921学年，萨顿再次担任了哈佛大学的科学史讲师，与前一次不同的是，这一次，除了有两次相对长时间在国外工作，他一直担任此职务到1940年9月，那时，在来到哈佛大学20多年之后，他终于被任命为这所大学的科学史教授。
说到萨顿在科学史领域的学术活动和贡献，不能不从萨顿本人的勤奋和刻苦谈起。虽然说他最初所受的主要是科学训练，但由于他本人的兴趣，以及他为实现自己的远大目标，同时，他也是一个罕见的人文学者与科学家结合的典范。以对语言的掌握为例。要想对整个从古代到近代的科学发展及其背景进行研究，多种语言显然是一种必需的工具。有一种说法，说萨顿为了更好地进行研究，他掌握了广博的历史知识，以及包括汉语和阿拉伯语在内的１４种语言。
他也喜欢用多种语言书写信件。有一次，一个非常著名的学者被萨顿说成是一个学究：“唉”！萨顿说：“我给他写信用阿拉伯文，而他复信却用土耳其文”！
萨顿在科学史方面有着庞大的研究计划，在勤奋的工作中，除了每天一小时的古典音乐欣赏作为“止痛剂”之外，他几乎没有给个人的生活留下任何时间。
总之，在萨顿的勤奋工作下，仅就个人著述来说，在他一生中，共写出了15部专著（这仅仅是指在他生前所出版的专著，在他去世后，又有若干由他人编辑的论文集出版）、340多篇论文和札记，编辑了79份详尽的科学史重要研究文献目录。而且，与这些著述、研究及教学相比，他在科学史这门学科的形成和确立方面的贡献要更为重要。在20世纪初，在美国专门从事科学史教学与科研的职位还为数极少的情况下，萨顿幸运地得到了这样一个职位。但这并不是最重要的。萨顿曾在一篇介绍别的科学史家的文章中这样说过：“一个人有个好的位置是件幸事，但当他被一个抱负不凡的目标所激励，例如，当一种宏伟的设想捉住他并占领了他的整个身心时，那就是更大得多的幸福了。此时，就不再是一个人找到了一个工作，而是一种伟大的工作找到了一个可敬的人。”
由于萨顿的巨大贡献，在生前，他的成就便已得到了人们的承认，他曾获得过许多荣誉和奖励，在各项奖励中尤为值得提及的是，国际科学史界最高的荣誉，由科学史学会颁发的以萨顿的名字命名的萨顿奖章的第一位获得者，就是萨顿本人。实际上，就科学史学科的体制化建设来说，萨顿一直梦想着有一枚科学史的奖章，他甚至曾具体地设想在奖章上能装饰有爱西斯女神的形象，但他从未想到过的是，他自己的肖像也会出现在奖章上。
（韩建民摘自《新人文主义的桥梁》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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