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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副统帅曾神秘地接见过父亲
父亲后来告诉我们，“文革”后的1967年，林彪破天荒地“召见”过父亲一次，就是在北京西城区前毛家湾1号他的住地。父亲回忆那个院子的氛围就像林彪的性格，没有一点动静和生气，呈现出一种阴森森的气氛。当时，父亲很纳闷，林副主席要和我谈些什么呢?那时林彪如日中天，出于对毛主席的崇敬，父亲也毕恭毕敬地想聆听林副主席的指示。
林彪这个人向来说话简练，也没有家常里短的客套与上下级的亲情，总是开门见山，那天，林彪先说了几句当年流行的客套话，比如工程兵的运动是否按照毛主席对军队的指示进行的，等等。很快把话题转到他所需要了解的方面。由于父亲多年是工程兵的司令员，对于军队的基建了如指掌，从大西北的核基地到中南海的地下设施，父亲都领导和参与过建设。
所以林彪先问父亲北线设防任务，又详细询问了各个军区乃至一些要塞的工程建设。父亲后来回忆，这样的询问方式是部队纪律所不允许的。如果军委领导要了解这些情况，应该有个程序和记录，至少不应该是一对一的询问和了解。但是林彪当时如日中天，而且全党形成了军队是“毛主席缔造、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概念，拒绝林彪的谈话内容也是不现实的。父亲尽量问一答一，把情况介绍得简单一些。
林彪在谈话结束时，用他那鹰隼般锐利的眼睛盯住父亲说：“我们谈话的内容要保密，不要对杨成武讲，他是搞政治工作的，不懂得军事工程。”父亲以非常恭敬的态度回答：“我会按林副主席的指示去办。”
父亲离开林彪住地后也惴惴不安，据他的秘书回忆，他一个晚上没有入睡，就是感到左右为难。虽然毛主席亲自把林彪列为接班人，可是父亲感到，这样的谈话实在有悖于部队严明的纪律。父亲从林彪的口吻中知道他对杨成武很不信任(果然，几个月以后他下令逮捕了所谓“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反党集团”)，对杨成武用代总长的名义发表在全国各报的“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很不满意。虽然杨成武也花了心思大力赞扬了林彪，但是林彪很可能认为杨成武抢了他的风头，后来，给杨成武安的一个大罪名是所谓“借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之名，大树(杨)自己的权威”。
父亲冥思苦索，感到这样隐藏下去终归是块心病，他用了一个比较曲折的办法向总参打了报告，当然，前提是尊重“林副主席”，用“落实林副主席对工程兵的关心和指示”做了变相的汇报，也对当时担任代总参谋长的杨成武口头讲了这件事。尤其父亲借着林彪询问过的北边军事工程中的一些问题，请教了他的老上级刘伯承元帅，也是想把林彪的动作变相地告诉刘帅。并向军队的元老刘伯承、叶剑英、聂荣臻做了汇报。
父亲说，那时候刘伯承已经双目失明，但刘帅摸着曲凸不平的地图说：“我们对苏联的防御，地形对我们不利，北边平原太多，不能用长蛇式的防守，要用集团式的重点防守，要军民联防。”父亲感到刘帅病重，依然这样关心国防，而且思路这样清晰，令他颇为感动。
父亲广泛向老帅和总参汇报时，机智地择开自己，他在报告中说，“北线设防”的事情靠工程兵一家不行，比如想调动飞机就有困难，至少应该有个副总参谋长牵头。也就是含蓄地表明工程兵无法单独完成林彪布置的任务。
几年以后，林彪出了事，父亲才在闲聊中和我谈起这件事情，他还不无庆幸地说：“我幸亏没有隐瞒这件事情，否则会辜负了毛主席对我的信任。主席会批评我：陈士榘啊，在井冈山咱们就是一个山头的，不要和林彪搞在一起呀。”
父亲在1968年2月10日又见到了林彪，那天，毛主席在首都体育馆接见装甲兵、工程兵、炮兵、铁道兵、通信兵、防化兵六个兵种的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解放军政治学院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这几个兵种的首长也有缘见到他们崇拜的毛主席。记得那天体育馆里欢呼声、掌声、激动的哭泣声震耳欲聋。“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真情呼喊使得这个巨大的场馆一下子变得渺小。父亲感到，只要是毛主席到哪里，哪里都会变得渺小。
父亲说，好多年轻的战士踩在座椅上狂呼乱跳。后来，几千个座位都要修理。
当时，林彪挥动着语录紧紧跟随毛主席，毛主席走到工程兵的位置时，父亲正在前面。这个时候，父亲是不能主动伸手的，但是毛主席见到父亲，两只眼睛发出了一种久别重逢的光芒。毛主席伸出他那巨大的手，领着父亲向前走了几步，父亲激动的心情可想而知，但是对毛主席的极度崇敬，使父亲感到拘谨，他不知说什么好，许多摄影记者抢下了这个镜头。由于林彪距离毛主席很近，所以不少照片都是父亲站在毛主席和林彪中间。
这样的照片让多少高级将领都羡慕!林彪当时没有和父亲以及其他军队首长说话，他知道在毛泽东身边他永远是个配角，在“9·13事件”后，父亲看着这张照片感到很别扭。他最气不过的是林彪损害了毛主席的威信和身体。父亲看到毛泽东在“9·13事件”后接见外宾时似乎一下变老十几年的身躯，很是心痛。
在那个特殊年代，与林彪合影也容易引火烧身，父亲一剪刀剪掉了他右侧的林彪，只剩下毛主席和我的父亲。父亲到了生命的最后几年曾经跟我说过：“当初不应该剪掉林彪，因为那是一个事实，是那个年代的一个真实记录，也是留给后人的历史。”
到了1971年，父亲还经历了一次“险情”。如果不是父亲一贯“不唯上，只唯毛泽东”的风格，也许那时就被打倒了。
那一年春天，父亲带着工程兵各部门的负责人到北戴河开会，那是经过毛主席批准的，工程兵在北戴河研究工作的会议。当时备战的气氛很浓，这也是给相当疲倦的工程兵一个休整的机会。工程兵将领在北戴河的待遇很高，伙食丰盛，每餐都备有茅台酒。开了5个月会，大家得知“林副主席”也在北戴河，有人提议既然“副统帅”在很近的地方，应该去探望一下“副统帅”。大家也知道父亲在井冈山时期就认识林彪，而且父亲几次陪同林彪外出视察，更应该去看望一下林副统帅。
但是，父亲是一个很有政治经验的人，他宁可冒着得罪林彪的风险，也没有搞这种私人性质的拜访。而那时候，正是林彪从北戴河叛逃前不久，如果去了，肯定会受到审查，甚至会被怀疑父亲和他密谋了没有。因为1971年9月的北戴河太敏感了!
父亲后来多次对我说，林彪的事情和他这个人很复杂，不能全盘否定，尤其战争年代的卓越战功更无法磨灭。如果他不是对更高权力的虎视眈眈和对老战友的无情无义，他怎么会在飞机上活活烧死，那一刻他自己该是多么痛苦!
父亲到任何时候都流露出对毛泽东的崇敬，记得他在林彪出事后不久说：“林彪是个聪明人，从表面吹捧主席到谋害主席。但他也不想想，他在毛主席面前还要耍聪明，他怎么比得过毛主席呢?简直就不是一个级别的。”
（省目摘自《一生紧随毛泽东——回忆我的父亲开国上将陈士榘》 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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