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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伤大雅——元化先生说“三国”
刘绪源（以下简称刘）：这段时间，“三国”很热。从《三国志》到《三国演义》再到今天的现实生活，被串到一起来谈，这就大大扩展了话题，也引发了很广泛的兴趣。能谈谈您对“三国”的看法吗?
王元化（以下简称王）：一说“三国”，就离不开谈曹操，谈诸葛亮。这使我想到六十多年前，在抗战的时候发生的一场很著名的争论。《大公报》主笔王芸生发表了《论诸葛亮》上、中、下三篇，他批评诸葛亮有两点：一、借用王船山“勤于耕战，察于名法，而于长养人才，涵育熏陶之道，未之讲也”的说法，认为诸葛亮“养才用才皆嫌不足”。二、同样也是片面地采用了王船山的说法，援引陈寿《三国志》中“应变将略非其所长”的话，断言诸葛亮伐魏时战略上存在错误。宋儒称“诸葛亮有儒者气象”，王芸生对此也表示反对，而将其归为“法道合抱”的学养。哲学家贺麟撰文反驳，他没有在前两点上加以深论，却针对后一点，以充分的史实和明澈的论据，提出了自己的不同见解，很令人折服。王芸生说孔明的“淡泊明志，宁静致远”与老子的“知虚守静，知黑守白”相一致。贺麟则认为，以此作为“法道合抱”说的根据，是难以成立的。因为“淡泊宁静之教不仅道出了儒道两家的共同点，且亦道出了千古学人应有态度，所谓‘平淡的生活与高远的思想’(Plain living and high thinking)，实中外学人应有之风致”。贺麟还写了《法制的类型》一文，把法制分为三种类型：一是申韩式的法制，也就是基于功利的法制，急近功，贪速利，以奖赏为引诱人贪功的甘饵，以刑罚为压迫人就范的利器。二是诸葛式的法制，或者说是基于道德的法制。三是近代民主式的法制。也就是基于学术的法制。我曾经写文章对他所说的诸葛式的法制谈过一些看法。史称诸葛武侯治蜀以严，贺麟解释说：“所谓‘严’并不是苛虐残酷的意思，乃含有严立法度，整饬纪纲的意思。父教子以严，上治下以严，严即表示执法令者对遵法令者有一种亲属的关切，故欲施以严格的教育与训练。”贺麟认为，诸葛亮《出师表》里所说的“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这些话既提出严纪律，信赏罚，兼有申韩之长，又提出要不偏私，以求达到公平开明的政治，这是代表基于道德法治的最精要的宣言。至于挥泪斩马谡一事，更说明诸葛亮对军内的法令与朋友的情谊，两相顾及，而与残酷不近人情的申韩式的法制迥然不同。陈寿说诸葛亮的法制特点在于“刑政虽峻而无怨，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这是说得很中肯的。诸葛亮以宁静淡泊自守。“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这种风度与历史上那些以自己的才智向君王猎求富贵的名法之士，大相径庭。所以，宋儒说他有儒者气度，还是有道理的。贺麟认为，这种类型的法制很接近于近世倡导的“仁惠的干涉或开明的专制”，关于后者，从他的文意来看，我以为是暗指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这我在过去的文章里已经说过了。
刘：您的意思是，虽然现在对诸葛亮提出了很多新奇的、十分流行的评价，但您还是坚持过去的看法。还是认同宋儒和贺麟的看法。在诸葛亮身上，有一些积极的精神的价值，不应该轻易地抹杀掉。
王：是这样。现在提出的许多观点，有一个前提，就是要引人注目，用时行的话来说，就是“吸引眼球”。我在上世纪８０年代的时候就曾说过。我最怕读两种文章，一种是“惊听回视的翻案文章”，一种是“意在求胜的商榷文章”，因为这两种文章，还没有动手做，就先想着要“惊听”，要压过你，要显示自己的高明，这就难免失去平常心，失去做学问所必须的从容——这都不是求真知的态度。正像贺麟论证的那样，诸葛亮代表着一种精神素质，代表着我们文化中一些好的方面，虽然他不是没有局限。但一定要把他说成是待价而沽，是想到蜀国去占一个高位，这我认为是缺乏说服力的。再有，为曹操翻案，有些提法过于别出心裁，有些材料过于生僻，并不足以证明自己的结论，也拉过来用，这我也是不赞成的。现在的大众文化、消费文化，都可以存在，把“三国”或其他一些传统文化中的题目讲得生动一点儿，诙谐一点儿，这都无可厚非；但原有的文化中的好的东西，精华的东西，我们不要去抹杀它，不要去动这个根本。或者说，不要伤“大雅”。这是我的一点儿希望。
刘：有些提法不够严密，跟电视讲演这种形式，可能也有关系。
王：对。不要说电视讲演，就是讲课，也和写文章不一样。我过去做过老师，我讲课也很受学生欢迎的。既然讲课，就不能不顾及听众，就一定要有现场效果，有时你就会被牵着走。鲁迅在《两地书》中，也讲过教书和写作会相互影响，很难两全的话，你们可以查一查。
刘：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好几次说到，做文章和教书这两件事是“势不两立”的，“兼做两样，倘不认真，便两面都油滑浅薄”。所以他后来不再教书，专心写作。但他主要是说“热情”和“冷静”这两方面难以转换和协调。倒是周作人，在《谈史章》一文中说过：“文章是个人所写，对手却是多数人，所以这与演说相近，而演说更与做戏相差不远。演说者有话想说服大众，然而也容易反为大众所支配，有一句话或一举动被听众所赏识，常不免无意识的重演……这样，引导听众的演说与娱乐观众的做戏实在已没有多大区别。我是不懂戏文的，但听人家说，好的戏子也并不是这样演法，他有自己的规矩，不肯轻易屈己从人。”(《知堂乙酉文编》)
王：鲁迅与周作人讲课风格也很不一样。鲁迅幽默风趣，讲课效果极好。周作人初来课堂时，人挤得满满的，但他只低着头念稿子，声音又轻，以后人越听越少，他也不管，只三两个人也照样讲自己的。他们确实很不同。但周作人这些话是值得我们警觉的。不管是写作也好，讲演也好，还是要守住一些学术的底线．不要太屈己以从人。
刘：现在的电视讲演中，您觉得有比较好的吗?
王：我其实看得不多，没有什么发言权。从我看过的少数几个来比较，我觉得钱文忠说玄奘，还是不错的。一开始我也担心他乱下结论，或讲一些搞笑的东西，但一集集看下来，印象很好。他把玄奘身上那种使命、理想、追求，不顾千难万险，敢于经受考验的精神，一步步发掘出来了。这是中国人的舍身求法的精神，是一种很宝贵的东西。我说不伤大雅的“大雅”，就是指这一类的积极的文化价值。我们不能为了消费，为了“吸引眼球”，把已有的好东西全都牺牲掉。积极的文化价值都牺牲掉了，我们还有什么呢?
（省目摘自《文汇报》2007年7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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