扑在书本上
小学六年级时,我家搬到人民广场西南角,离上海图书馆很近。馆里有露天阅览室,许多人坐在那里看书,有一天我鼓起勇气也朝里走,却被挡驾了。按照规定,身高必须在一米四五以上,才有资格进这个阅览室,而我还差得远呢。小学毕业,拿到了考初中的准考证,听说凭这个证件就可以进到馆内,我喜出望外。在整个暑假里,我几乎天天坐在那个露天阅览室里看书。记得我借的第一本书是雨果的《悲惨世界》,管理员怀疑地望着我,不相信十一岁的孩子能读懂。我的确读不懂,翻了几页,乖乖地还掉了。这一经验给我的打击是严重的,使得我很久不敢再去碰外国名著。直到上高中时,我仍觉得外国小说难读,记不住人名,看不明白情节。
不过,我对书的爱好有增无减,并且很早就有了买书的癖好。第一次买书是在刚上小学时,我多么想拥有一本属于自己的连环画,在积了一点儿零钱后,到一个小摊上选了一本《纪昌学箭》。选这本连环画,是因为我的零钱刚好够,而我又读过,被纪昌苦练本领的毅力所感动。买到手后,我心中喜悦了好些天。初中三年级时,我家搬到江宁路,从家到学校乘电车有五站地,只花四分钱,走路要用一小时。由于家境贫寒,父亲每天只给我四分钱的单程车费,我连这钱也舍不得花,总是徒步往返。路途的一长段是繁华的南京西路,放学回来正值最热闹的时候,两旁橱窗里的商品琳琅满目,要说那些精美的糕点对我毫无诱惑是假的,但我心里惦记着这一段路上的两家旧书店,便以目不旁视的气概勇往直前。这两家旧书店是物质诱惑海洋中的两座精神灯塔,我每次路过必进,如果口袋里的钱够,就买一本我看中的书。当然,经常的情形是看中了某一本书,但钱不够,于是我不得不天天去看那本书是否还在,直到攒够了钱把它买下才松一口气。读高中时,我住校,从家里到学校要乘郊区车,往返票价五角。我每两周回家一次,父亲每月给我两元钱,一元乘车,一元零用。这使我在买书时仿佛有了财大气粗之感,为此,总是无比愉快地跋涉在十几公里的郊区公路上。那时已是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商店一片萧条,橱窗里少得可怜的糖果点心标着吓人的价格。我纳闷的是,怎么还会有人买,同样的钱可以买多少书啊。周末的日子,我在家里待不住,就去南京西路上离我家近的那一家旧书店逗留。我的大弟弟对我的好学怀着景仰之心,他经常悄悄尾随我,在书店门口守候我出来。进大学后,我仍为了买书而过着十分清贫的生活。家里每月给我汇五元零用钱,不用说都是花在旧书店里了。有一段时间,我还每天退掉一餐的菜票,用开水送窝窝头,省下钱来买书。从中学到大学二年级,我积攒了二百多本书,在“文革”中它们已失散于一旦。
当我回忆起上海中学的时候,我总是看见一个瘦小的学生坐在阅览室里看书,墙上贴着高尔基的一句语录:“我扑在书本上,就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一样。”事实上,我现在已经无法弄清,这句话是真的贴在那里,还是我从别处读到,在记忆中把它嫁接到了上海中学阅览室的墙上。不管怎样,这句话对于当时的我的确独具魔力,非常贴切地表达了一个饥不择食的少年人的心情和状态。我也十分感谢那时候的《中国青年报》,它常常刊登一些伟人的苦学事迹和励志名言,向我的旺盛的求知欲里注进了一股坚韧的毅力。在中学时代,我已把做学问看做人生最崇高的事业。在我当时的诗中,我嘲笑了那些迷恋物质享乐的人,表示自己只迷恋知识,我的志向是“攻读一生通百科”,“天下好书全读熟”。当然,我并非没有功利心,有一首诗是这样写的:“无职少鸣难惊人,大志不随众笑沉。读破万卷游列国,高喊来了对诸圣。”表达了依靠做学问出人头地的欲望。我也渴望成功,但看来我是坚定不移地相信,唯有做学问是成功的正道。
虽然我热爱读书,但是,在整个中学时代,我并不知道应该读什么书。我没有遇见一个能够点拨和指导我的人,始终是在黑暗中摸索。我在中学时代的读书收获肯定不在于某一本书对于我的具体影响,而在于养成了读书的习惯。从那时开始,我已经把功课看得很次要,而把更多的时间用来读课外书。
(李伟摘自《岁月与性情》 长江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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