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1岁的清华大学校长——忆我的父亲罗家伦
罗家伦和他同时代的那些令人高山仰止的大家，都诞生于20世纪初那个新旧文化激烈碰撞的特殊年代，他们既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又在西方先进思想文化中得以熏陶——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因而虽然身处内忧外患的动荡年代，却依然迸发出令人炫目的文化光芒。
罗家伦女儿罗久芳讲述的父亲的故事，让我们重新回到了那个动荡与希望、启蒙与救亡并存的年代——
北大里的罗家伦
对很多人来说，“五四运动”或许是个稍显远久而刻板的历史概念，但对我来说，却是亲切而鲜活的，因为我的父亲罗家伦不仅是这场学生运动的领袖人物，而且“五四运动”这一历史概念也是由父亲提出的。
父亲是浙江绍兴人，1897年出生于江西南昌一个旧式的读书家庭，与那个年代大多数少年一样，他早年受的是家塾式的传统教育，但也有机会读到上海出版的新书报，并在传教士开设的夜校补习英文，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1915年，父亲考进复旦公学中学部，因为他的国学功底很深，同学们戏称他为“孔夫子”。
1917年夏天，20岁的父亲投考北京大学，主修外文。父亲到北大读书那一年，也正好是蔡元培先生到北大上任的第一年。在蔡先生的倡导下，教授里既有拖着辫子的辜鸿铭，也有曾拥戴袁世凯作总统的“筹安六君子”之一的刘师培，还有主张激进革命的陈独秀，这给了父亲他们充分的自由空间。父亲曾回忆，北大有两个地方是他们经常聚会的场所，一个是汉花园北大一院二层楼上国文教员休息室，钱玄同等时常在这个地方，另外一个地方是一层楼的图书馆主任室，也就是李大钊的办公室。“在这两个地方，无师生之别，也没有客气及礼节等一套，大家提出问题来互相问难。大约每天到了下午三时以后，这两个房间人是满的。”
31岁的清华校长
1920年秋，父亲从北大外文系毕业，正好赶上企业家穆藕初捐出5万银元给北大设立奖学基金，父亲与康白情、段锡朋等5位同学被校长蔡元培选中，推荐出国留学。
父亲去的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研究院，不久又转到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历史与哲学，实现了拜在杜威教授门下的心愿。1923年，穆氏企业破产，父亲的奖学金被迫中止。这年秋季，在结束了三年的留美生涯后，父亲带着《思想自由史》的译文和《科学与玄学》的书稿，前往刚刚结束了一战、物价较低的德国。
20世纪20年代，很多中国留学生赴德深造，一是因为德国各大学府有浓厚而自由的学术氛围，二是在战后马克大幅贬值的情况下，带外币在德国兑换使用格外实惠。当时国内很多有影响的人都聚在德国，如蔡元培、朱家骅、赵元任、俞大维、陈寅恪、徐志摩、金岳霖等，他们多数追求新知识和名师的指导，而往往无意攻读学位。
1926年，游学欧美多年的父亲终于回国。他曾在东南大学任过教，后来出任战地政务委员会教育处长。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统一了中国，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的蔡元培让父亲迅速北上，出任清华大学的校长，那一年父亲只有31岁。父亲到任时正赶上暑假招生，他便在招生启事上写上“男女兼收”。于是，清华迎来了清华史上第一批女学生。
父亲到清华，便以前所未有的改革力度重新聘任教师。当时，清华大学教授水平参差不齐，50名教授中，父亲只续聘了18人，另行增聘的近30名教师中，毕业于清华的仅占1／3，来自金陵大学、东南大学的一批化学、物理和生物学科的助教进入清华担任讲师，由此奠定了清华实验学科的雄厚根基。同时，一些有北大背景的文科教授也相继应聘，父亲的同学杨振声、冯友兰等还担任了教务长、学院院长等职务。此举在当时曾召来“清华要与北大合并”的恶意谣言，但父亲对此毫不在意，他说：“我只抱发扬学术的目的，不知有所谓学校派别。” 父亲多年后回忆，他当年聘请教授的原则之一：不把任何一个教授地位做人情，也决不以自己的好恶来定夺。当时有件有趣的事，外文系的吴宓教授因为在“五四”新旧文学之争时曾攻击过新文学运动，也曾经和父亲打过笔墨官司。看到父亲来当了校长，他怕父亲对他有所不利，特地托赵元任先生来打听消息。父亲大笑说：“我们当年争的是文言和白话，现在他教的是英国文学，这风马牛不相及。如果他真能教中国古典文学，我也可以请他来教，我决不是这样偏狭的人。”以后，父亲不但继续聘他，并且对他格外关照，自此两人倒成了很好的朋友。
父亲本人并不属于任何学派，选拔人才，也不拘泥于分数。除了对钱钟书的破格录取外，还有1930年报考清华历史系的吴晗，他的数学虽然考了0分，但中文和英文竟是两个满分。父亲大笔一挥，将吴晗也破格录取。后来还有记者向钱钟书问及此事，他说：“为此事当时校长罗家伦还特地召我至校长室谈话，蒙他特准而入学。我并向罗家伦弯腰鞠躬申谢。”
父亲在清华时最大的贡献之一，是使原隶属于外交部的“清华学校”，升格为“国立清华大学”。1932年，处于复杂政治形势下的父亲被迫辞职。尽管如此，在不到两年时间里，父亲对清华所做的成绩依旧被肯定。研究清华校史多年的苏云峰教授曾说：“现在很多人只知道梅贻琦是清华大学的功臣，而不知道罗家伦的奋斗成果与经验，实为梅氏的成就铺下了一条康庄大道。”
主政中大十年
1932年8月，父亲就任中央大学校长。其实父亲当时并不十分情愿接下这一棘手的职务，但他的北大老师、时任教育部长的朱家骅亲自到家，一再以国家及民族学术文化前途的大义，终于说服父亲。
父亲以他年轻时游学欧美的经历，希望他掌管下的中央大学无论在课程、设备及学术环境方面都显现出一个新式学校的风范。父亲性格倔犟，处理问题不愿妥协让步，即便有政党要人向他推荐教授，只要他认为不合适的，也一概不收。父亲在中央大学时，经常请各个流派的人，包括周恩来、马寅初等来校演讲，按他的设想，中央大学的目标应该是柏林大学、牛津大学、巴黎大学等这些国立大学里一流的大学。
1937年，父亲在中央大学进入第五个年头，正准备大发展。他后来形容自己曾有一个“玫瑰色的大学梦”——抗战以前，中央大学校址原在南京城内，车马喧嚣，不适于修养学问，而且地址狭小，只能容纳一二千人。他计划在南京郊外建一座能容纳五千至一万学生的大学，按照他的设想，学校里面还有一切近代式的实习工厂和农场。父亲的设想也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已经批准了240万元的第一批建筑费。就在新校区动工兴建的几个月后，“七七事变”爆发，父亲的“玫瑰色的大学梦”就此破灭。
抗战一开始，中央大学先后四次被炸。在第一次被炸后，父亲就开始准备迁校。那时，日军刚刚侵入华北，很多人认为中日会有“和”的可能，他们认为父亲的迁校之举是“动摇社会人心”，是逃兵之举，指责之辞不绝于耳。父亲也不便解释，只是顶着各种压力，默默地为迁校做着艰难的准备工作。父亲对迁校之事早有准备，在“七七事变”一年前，父亲就叮嘱总务处造500多只木箱，箱里钉上铅皮，准备将重要的图书仪器装箱，以备迁移之用。到了真正迁校时，这些箱子对很多书籍和仪器的顺利转移起了很大作用。
中央大学的迁移比较顺利。学生们都坐船离开了南京，全校的图书仪器都搬出来了，不仅如此，还有航空工程系为教学用的三架飞机，医学院为解剖用泡制好的死尸24具，都按计划有条不紊地进行了转移。
父亲在压力之下作出的迁校决定，实际上为中国保存了一个完整的大学。1937年11月初，中央大学就在重庆开学复课，抗战八年中，教学从未间断，损失最小、秩序最稳定，这在当时全国高校中，确实绝无仅有的。
抗战期间，父亲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抗战，是武力对武力，教育对教育，大学对大学，中央大学所对着的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可见父亲的气魄和民族责任感。在抗战初期的1938年开始实行全国“联考”的几年中，当时全部考生总数的2／3将中央大学作为第一志愿来填报。中央大学在当时也是全国高校中院系最多、规模最大的一所大学。
在那个政治纷争的年代，“中大校长”一职绝不是一个美差。父亲处于各种政治力量争斗与牵制之中，承担了很多压力。1941年夏，筋疲力竭的父亲辞去中央大学校长的职务。他离职后，中大在五年里又换过三位校长。对比这个，就会知道在中央大学主政十年的父亲，是多么地不易。
父亲在70岁时，渐渐显出衰老迹象。1968年，我带着孩子从美国去台北看他时，父亲慈爱如常，但健忘和错觉已使他不能再继续工作了。对于一个曾经智力过人、精力充沛的人来说，这样的疾病真是最残酷的折磨。母亲在征得亲友同意后，决定代父亲辞去他编纂史料的两个职务。
1969年12月25日，一个风和日暖的下午，父亲放弃了他最后的挣扎，离开了这个世界。父亲安葬在台北近郊的阳明山第一公墓。四周丛林环绕，放眼远望观音山和淡水河，云边深处，便是隔海的故乡大陆。
(理想摘自《文史博览》2007年第1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