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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胡·阿莎首漂长江
从长江源头出发
我们乘车、骑马、走路来到海拔5231米的唐古拉山。在燕石坪，我们欢送洛阳8名队员上源头，同时我们雇了一批牦牛驮上物品，队员步行，十天后到达长江发源地——各拉丹冬雪山的姜根迪如冰川，在尧茂书遗留草帽之地立下了“长江之源”这块纪念牌。长江的源头我没有机会看到，也没有太想去看，因为冰川太多，任何一滴水都可能是长江的起源。从源头下来的水很浅，船根本不能漂流，只有到了通天河，万流汇集的长江才显出庞大的气势。所以我们在开始的时候需要光着双脚拖着船只移动。
6月6日我们在沱沱河举行了正式漂流仪式，没有过多的语言，只是庄重地插上象征性的国旗，队员们做出自己的承诺。那个时候还没有电视直播，我们面对前方的征途，也没有那么多“作秀”的机会。
长江全长6300多公里，总落差6500米，金沙江段的落差高达600多米，特大甲等、乙等险滩700多个，只有将这些险滩一个个漂过才能打破日本著名探险家植村木直在世界第一大河——亚马孙河创造的世界纪录。
在沱沱河流经的区域，相当一部分是泥泽，我们从第一天起每天需要在冰雪中光脚拖船十多个小时。没有雨鞋，没有防冻霜，刺骨的疼痛融化在汗水之中，不知不觉，我们的脚指甲被泡软、泡脱。
长江上游的气温变化很大，夹杂着冰雹的鹅毛大雪是家常便饭，这个时候，人和船上的行李全都湿透了，没办法，为了保护队里的照相机，我们都不得不奉献出自己仅有的雨衣。
到了黄昏，终于能够靠岸搭起帐篷，一碗汤、一块压缩饼干，就是一天唯一的食物，带的食品有限，无法补给，要维持到下一站就得时刻算计。800里无人区中，任何货币都成了废纸。其实，谁又在乎吃什么呢?嚼着饼干，心里已经忙着想睡觉了。把打湿的“鸭绒被”用力拧，等到基本上拧不出水时，把雨衣盖在里层，鸭绒被搭在外面，浑浑噩噩的一晚上也就对付过去了。
从“死湖”出来，我们总算在第五天连拖带拽地“漂”到了长江第一滩“烟帐挂”。船队刚一拐弯，突然有两只从山上跑下来的黑熊向船直冲而来。我们大吃一惊，但随即却有了兴致，居然不怕死地纷纷拿起随手携带的照相机一顿猛拍。
四川电视台的记者姚遥一人驾一条橡皮船壮着胆子还朝老熊划去。正在独自拍摄时，透过相机镜头，眼看老熊就要扑过来了，“啊——”他吓得大吼一声，丢开相机操浆就想逃命……幸好，队里的武警三朗鸣响了手枪，关键时刻，还是武警战士比秀才管用，那两只知道了厉害的黑熊呆头呆脑地调过头向山上逃了。我们正在互相取笑，“哗”，船突然下了滩，落差之大，我们连回神的时间都没有，一阵猛烈的倾斜，船上仅剩的四箱食品罐头全部倒入江中。等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船靠岸后，一小时前还兴高采烈的我们就乐不起来了——口粮只有一小口袋白面了。
开饭了，清汤寡水的一锅面糊糊，半饥不饱的每人一瓢，没有一分钟，如狼似虎的队员们，基本上就吃完了自己的一份。队员们拿着空碗你望我，我望你，男人们特别希望我们几个女的能发扬一点风格，但这只能是一种幻想。在这里男女是绝对平等的，同样劳累，同样饥饿。就连平时最怕身体发胖的卫生员小田，也不停地舔着嘴巴回味刚才面糊糊的滋味，还不断唠叨：“只要能吃一顿饱饭，再长五十斤也不在乎了，还参加啥子健美比赛哦!”这顿面糊糊竟是我们“最后的晚餐”。
大战通天河
从沱沱河漂过来，就到了通天河，这时候，雨季开始了。
通天河上洪水暴涨，漂流探险提前在这里拉开了序幕，整个队伍开始有了担忧的情绪。
很多同伴在不同的危险面前选择了暂时的放弃，可我在整个过程中从没有退缩的念头，我相信越在关键的时刻才越能显出英雄本色。通天河以后，我在探险队中最喜欢的队友沙颖也选择了打包退出，这让我有些失望，他的乡村歌曲，他的绝妙英文，顿时失去了引人的魅力。
“长漂”中的男人们，当他们选择放弃的时候，给我的感觉也是这样的。尽管我很想敬仰他们，可是他们的表现却不配这样的敬仰。只是，负责摄影的沙颖并不是漂流队员，他没有义务坚持下来，这一点我是理解的。对于作为记者的人，我也能体谅、照顾他们。周桦是一个白净的书生，但是摇船却没有我熟练，那时候我们把几只船绑在一起，就好像航空母舰一般，坐在中间船只上自然要安全得多，随着环境的恶劣，我就把自己在中间的位置让给了周桦，自己坐在边上的小船上，这倒不是为了逞英雄，只是我觉得他的才华值得我付出关照。
离开曲麻莱的第一天，就有七八个人连续翻船落水。平时有几个男队员老抢着一个人划条橡皮船，老想在电视、电影里多留几个光辉身影，这时也因水势凶猛，纷纷要求并船，增加船的浮力，以求一线的安全。
中午十二点，大家在船上一边吃饼干，一边把船里的水往外淘。水的流速很快，只须艄公把舵掌好方向，船刚穿出一个峡谷，接着又是一个跌水，第一条船从一个险滩的边缘绕过去，回头一看，8米高的大浪和跌水太凶了。他们赶快靠岸，跑上山坡，向我们后面的船队鸣枪告警。后面的船要靠岸已经来不及了，我们只有做好自救的准备，刚抓紧保险绳，船就载着7个人“栽”进了浪谷，并联着的三只船挣扎着，大船两侧的小舟翻扣在它肚下，十多秒钟，才露出水面。
睁开眼一看，船上只剩下了3人，沙颖居然还一手抓绳，一手举着摄像机，我和许瑞祥相互对喊，王琦呢?周洪京呢?当值的艄公刘辉也不在了!
无人掌舵，船横在江心差点翻掉，我赶紧抓一支备用桨把船打正，以尾作首，代替了艄公。举目船边有一红色物体，我还当是自己脱下的羽绒裤，用力拉起一看，却是王琦!接着，周洪京被周桦拖上船。
就差刘辉了，他在哪里，水面上没看见。好一阵，刘辉才从一个大漩涡里旋出来，眼镜没有了——他是个高度近视眼，离了眼镜看什么都是模糊的，只见他无力挥动胳膊，只是绝望地喊道：“我不行了，救救我!”……
我迅速脱去羽绒衫准备跳入江中，只觉一只大手抓住我的后腰，周桦的声音在耳边响起：“你下去不行!”我失声地喊：“刘辉，往左边!”一个大浪将刘辉托到浪尖又狠狠地抛入浪谷，船无法减速，除了我手中的舵桨，其余的工具全飞了。船进入左岸回水，那里有一只准备救护的单船，杨帆等三人见刘辉出现在回水外100米处，解开绳子向他冲去，终于在下面2公里处把他救了起来。
这一天，漂流队损失的照相机、胶卷、行李包，折合人民币十多万元。更惨的是很多队员只剩下身上穿的短裤、短衣，上岸后大家回头再看险滩无不感到阵阵发怵，感到害怕，此时大家才真正意识到漂流的凶险、冷酷。
在这样恶劣、凶险的挑战中，有三个队员翻山越岭离开了。我们当即宿营开会，研究下一步的计划，向全队宣布：“要走，要留，取决自愿。”就在这次会上，表现突出的我第一次作为艄公，代表我船队员参加现场指挥部召开的会议。在会上，也有人提出了退出，一些有家的人当然必须要考虑自己的妻儿，愿意走的自然我们也不能勉强，不过我的态度依然坚定——不管别人怎样，我一定要漂完。晚上，两个帐篷挤着二十多人，根本没有地方躺，我只得独自找一个角落坐了一夜。外面风雨交加，江对面的山上山体崩塌，泥石流涌动，声如闷雷，令人心惊胆战。雨水从四周流进帐篷，所有人就全身湿漉漉地熬到了天亮。
第二天，河水暴涨了4米，这哪里是水流，完全是泥浆夹杂着石块狂吼奔腾而过!到了中午一点，我们才终于决定大小七条船并联漂流——如航空母舰，坐小船最危险，但不能没有人，只有两侧小船不断与岩石撞击，保持平衡才能维护大船的安全，我和老戴坐上了右边的小船。
“航母”很有气势地向泥石流形成的滑坡滩冲去，在跌水中，由四条大船组成长方形，船身一下成了90°直角，“压浪!”五个小伙子齐身向船头扑去。左边小船与岩石撞击，船破泄气，杨欣、许瑞祥翻身进了大船。右边小船上的老戴和我则被一个大浪连船带人反扣在大船上，我的脑袋和船上固定的备用桨相撞，顿觉火星四冒、头昏眼花。
转弯必有滩，滩中必翻船，这也是规律。每一个漂亮冲滩，绕礁石，过跌水，都会使我们兴奋不已。在与队友的小舟共济中，我重新认识了他们，随行的很多记者不是漂流队的队员，他们完全没有必要去冒这种正式成员都不愿冒的风险。但始终坐在小橡皮舟上的他们，常常是无所畏惧。又一个回水区，船在不停地打转，趁这个时机，强壮的小伙子们把船翻了过来，把我们一个个拖上岸倒提，这才把肚里的黄汤吐出来。
从危险中“吐”过之后也没什么可想的，只是觉得又过了一个险地，我全身放松，只想躺在地上一动不动地任由口鼻呼吸……
“为什么要‘长漂’?”这是我常常要面对的问题。“爱国主义”，确实过于高调，虽然我确实要争当第一，而且要代表中国战胜美国。但是，当每次回想起牺牲的那十一个同伴，爱国主义就显得苍白了一点，毕竟，生命的脆弱可见一斑。
(昕彤选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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