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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拉奇采访邓小平始末
法拉奇是世界新闻史上的风云人物。她是20世纪最有影响的新闻工作者、战地记者之一，具有很高的国际声誉，被誉为“和政治家纵谈天下大事的能手”。在她的采访记中，我们与她共同经历重大的冒险事件，共同体验刻骨铭心的感情历程，每一个读者都会被其作品透露出来的激情、真诚与正义的力量所震撼。
采访邓小平始末
1980年，法拉奇两次申请来中国采访邓小平，均遭到拒绝。是时，意大利总统佩尔蒂尼要来中国访问。法拉奇偶然得知这个消息后，不禁为之一振:法拉奇的父亲跟佩尔蒂尼是老朋友，法拉奇与其私交也甚好，于是她登门求助佩尔蒂尼，请他向邓小平引荐自己，理由是为佩尔蒂尼访华“做舆论准备”。
佩尔蒂尼径直把电话打到中国大使馆，并为法拉奇“担保”：她是个很严肃的时政记者，对中国非常友好，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很感兴趣。他着重指出，中方如果能同意法拉奇“独家”采访邓小平，那必将是一件很有益的事。
外交部的报告送到邓小平手里，很快得到批复。
邓小平并不很清楚法拉奇的情况，也不知道她要提出的具体问题。他只收到一个粗线条的采访提纲，主题是：谈谈中国的改革开放。
法拉奇萌发采访的想法后，开始大量收集有关中国的历史资料，研究中国国情。她对中国的“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历史稔熟在心，对邓小平的历史背景，以及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了如指掌。当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发出邀请函时，法拉奇喜出望外，拿到签证后即刻启程。
1980年8月18日，法拉奇抵京，下榻在民族饭店二楼的一个小房间里。
三天后的上午，人民大会堂。法拉奇和邓小平首次会面。
作为经验丰富的资深记者，法拉奇落座伊始，就把录音机放在茶几上，然后亲切地问候邓小平：“明天是您的生日，我首先祝贺您生日快乐！”
邓小平略感惊奇：“我的生日？明天是我的生日吗？”
“是的，邓先生。我是从您的传记里得知的。”
邓小平幽默地笑了：“好吧，如果您这样说，那就算是。我从来不知道我的生日是哪一天。而且，如果明天是我的生日，您也不应该祝贺我：那就意味着我已经76岁了。76岁的人已是江河日下了！”
“邓先生，我父亲也76岁了。但是，如果我对他说76岁的人已是江河日下，他会扇我几记耳光的。”
“他干得好！不过您不会这样对您父亲说的，对吗？”
采访就这样在轻松的氛围中开始了。
法拉奇的提问，首先围绕对毛主席的评价展开。
“过去你的住处都是毛泽东画像，这次我来，只看到了3张毛泽东的画像……”
这有一个非常复杂的背景，就是1980年7月，中共中央发出文件：要求将毛主席画像逐步减少，拆除一些毛主席像和语录牌。
法拉奇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些变化。她补充问道：“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呢？”
时任副总理的邓小平，举重若轻，从容应对：“毛主席像要永远保留下去。过去毛主席像挂得太多，到处都挂，并不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也并不能表明对毛主席的尊重。尽管毛主席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拿他的功和过来说，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他对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杀的。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
12时10分许，邓小平提议：“到吃饭时间了，肚子要闹革命了。看来你的问题还没问完，我们找时间再谈一次吧！”
这正是法拉奇求之不得的事，她从沙发上站起来，激动地连连点头：“好啊，好啊！”
8月23日上午,法拉奇再次采访邓小平，话题仍像上一次那么尖锐。
在谈话过程中，法拉奇的问题时常超出想象和预料。
在法拉奇印象中，斯大林一无是处，而赫鲁晓夫则相反。或许是为了拉近和邓小平的距离，法拉奇提出了一个令整个大厅空气骤紧的问题：“我有一句话，希望您听了不要生气，这不是我说的，西方有人说您是中国的赫鲁晓夫！”
邓小平听到了，这大概是他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但他爽朗地大笑起来，然后平静地说：“在西方，他们称我什么都可以，但赫鲁晓夫我很熟，我个人同他打了10年交道，我是了解这个人的，把我比作赫鲁晓夫是愚蠢的。”
接着，邓小平概括了赫鲁晓夫对中国做的种种坏事，他宽容地说：“看样子，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是达不成协议了。这样吧，你保留你的观点，我保留我的。”
法拉奇接着说：“但是毛主席并不喜欢您。他说，您耳朵不好，却总挑离他最远的位置坐。也不问他的意见，自行其事。”
邓小平答：“他是说过这些话。不过毛主席也不是针对我一个人说的。他经常说别人不征求他的意见，不听从他的意见。这是因为他有家长作风，听不得不同意见。他后来确实滋长了不健康的、封建主义的作风。如果你不了解这些，你就不会理解为什么会有‘文化革命’。”
4个小时的谈话结束了，邓小平高兴地起身与法拉奇握手告别，法拉奇说出了一句极少对采访对象说的话：“您的讲话精彩极了！”
邓小平在回家的路上，也对工作人员说：“这个记者很有意思，提出来的都是些关键性的问题。”
在3天之内，邓小平先后接受了同一记者的两次采访，这是从来没有先例的。他们这次谈话的主要内容被收入到后来的《邓小平文选》中。在此后的20多年里，他们的问答内容一直影响着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它还被收入到各种类别的新闻教科书中，被中国新闻学子们奉为经典。
回到民族饭店的法拉奇兴奋不已。她对服务人员说：“邓小平简直就像我的父亲，我问什么问题他都能容忍。他还如此幽默，使我感到非常亲切！”
工作之余，法拉奇在房间里来回走动，多次表达她对邓小平的看法：“邓小平真是个伟人。他对一切问题了如指掌，每个问题都回答得很精彩……我喜欢他的风格。我真喜欢他！”在采访邓小平之前，她已同世界上10家大报订了供稿合同，准备连载她与邓小平的谈话记录：美国《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意大利《晚邮报》、伦敦《泰晤士报》、南斯拉夫《政治报》及德国、加拿大的报纸等。世界舆论对她的这次采访寄予厚望。
法拉奇对施燕华说，在完成采访稿前，她不想见任何人，因为一旦有其他记者知道她来了，就都会登门，打听她要见谁，谈什么，使她不得安宁。所以，自住进饭店到离开，法拉奇没有单独上过街，没有对外打过电话。只是间或看一些从国外带来的有关邓小平的图书和资料。
法拉奇一边放录音，一边核对笔记，时常停下来质疑施燕华：“这是什么意思？”有时候还挑剔地说：“这个英文不好懂，换一个说法吧！”为了使译文既准确地表情达意，又能让外国人一看就懂，施燕华经常提出几种译法供她选择。法拉奇还提出了一些让人意想不到的问题，比如：“邓小平先生谈话时说‘这个’，‘这个’是什么意思?”施燕华答道：“这个”只是中国人讲话中的口头语，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但是法拉奇硬要把“这个”也放到谈话记录里去。
5227字的邓小平访谈录第一部分，首先发表在1980年8月31日《华盛顿邮报》社论专栏版上。第二天，邓小平访谈的第二部分4991字，与另一篇关于中国金融改革的新闻报道组合成专题，发表在《华盛顿邮报》头版。
法拉奇在采访记的前言中说：“我问的所有的问题，包括最尖刻、最无礼的问题，邓都微笑着坦率地予以回答。”她在接受美国电视台采访时非常得意地说：对邓小平的采访是她“一次独一无二、不会再有的经历，在我的‘历史采访者’中，我很少发现如此智慧、如此坦率和如此文雅的，邓小平是一位出类拔萃的人物。”后来，她又说：“我所采访的世界领导人中，没有一个人能像邓这样坦率、深入地谈论历史问题。”
1980年9月，法拉奇写信给邓小平，感谢他接受这次采访。在信的末尾，她写道：“这次采访是我的夙愿。我曾担心语言障碍会妨碍我实现这一梦想，后来我发现担心是多余的。”
这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访谈，它标示着一个记者所能达到的空前的事业高度，昭示着政治家应如何面对媒体和公众。100年以后的阅读，都不会显其陈旧和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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