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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让孩子上学！要让人民讲话！”——陆定一的最后遗言
我的父亲陆定一，出身于江南名门望族，从小生活条件优越。他不是生活所迫才闹革命，而是为了实现救国的理想，才义无反顾，甘愿去抛头颅，洒热血的。
父亲抱着“实业救国”的愿望考入南洋大学（现在的上海交通大学）学习科学技术。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军阀混战，列强凌辱，官场腐败，使他的愿望破灭。他认识到只有唤起民众，推翻旧制，中国才能有希望。他在学校参加了革命，并以南洋大学共青团支部和国民党区分部两个政党负责人身份，经历了第一次国共合作。他还作为代表，参加了我党具有重大历史转折意义的“八七”会议。
父亲曾两次遭受王明左倾路线的打击迫害。长征前被一撤到底，扛着梭镖参加长征。并在遵义会议后恢复工作时，提出了“万里长征”这一载入史册的政治术语。他的爱人被开除党籍留在敌后，被国民党“铲共团”抓住，开膛破腹壮烈牺牲。但父亲在逆境中，写出怀有革命必胜的乐观主义的《老山界》，后来，这篇文章入选中学语文教材，几十年来教育了几代人。
在抗日战争中，父亲是第二次国共合作、重庆谈判的７位中共代表之一；在胡宗南20万大军进攻延安时，由他为政委、任弼时为司令的中央直属队，跟随毛主席转战陕北，保卫了党中央。
父亲是中共“七大”中央委员中唯一的一位大学毕业生，长期从事新闻和文化工作。父亲积极推动形成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在当时以阶级斗争为主要政治中心的年代，父亲以超人的勇气和魄力，提出要允许艺术和科学工作者“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判的自由，有发表自己意见、坚持自己意见和保留自己意见的自由”，提出允许不同学派和新的学派的树立，提出要把文学艺术问题及科学技术研究“同政治问题区分开来”，在知识分子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他是各共产主义政党中担任宣传部长时间最长的人（22年），他是马列主义理论家，对党的新闻事业和新闻学理论作出了贡献。今年6月9日，是父亲诞辰100周年，中央开会纪念了他。
坚持真理 刚直不阿
父亲有着知识分子刚直不阿，敢于直言，坚持真理的品质。上世纪60年代初，北京市曾经要拆除故宫去修马路，父亲冒死进谏，才使这座世界历史文化名城得以保存下来。说是“冒死进谏”，是因为毛泽东主席已把不同意拆除古建筑看成是政治态度问题，说：“这些遗老遗少啊，当亡国奴（日本侵占北京）他们没有哭，拆几座牌楼古坊，就要哭鼻子？！”
我和父亲同一天生日，6月9日，中间相差36年。1942年我在延安出生时，是那里最困难的时期。母亲没有奶水，没多久我从出生时的4磅半瘦成了3磅，我喝过李井泉夫人等革命妈妈的奶水。当时党中央只有一头奶牛，朱德把每天给首长的一瓶牛奶给我，使我得以存活。父亲为我取名陆德，就是要我记住朱德，以德报德。
我高中时有个暑假，跟他去了北戴河。他辅导我读了三篇文章，一是老子的《道德经》，还有两本是毛泽东的《矛盾论》和《实践论》。他给我作了详细的讲解。他对子女的要求是：好好学习科学技术，不要搞政治，也不要当官。
最后反思 严于律己
父亲在晚年，对他的工作和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些经验教训，进行了反思，并在多种场合和会议上，坦率地表露自己的观点。如今他已去世10年，但他的一些认识，仍有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
父亲认为，对历史问题的处理和政策的反思上，应“宜粗不宜细”，从大局出发，认清大是大非问题，统一思想认识，不要纠缠到具体的小事中去计较个人恩怨得失；但对历史教训的分析和总结上，则应“宜细不宜粗”。父亲说：“总结是为了不再重犯。从‘反右’到‘文革’，我们党有过多少深刻的教训？‘一言堂’，我们又分析过几次了？从分析陈独秀的‘家长制’开始，还是屡析屡犯，就是不敢触及到它是封建主义专制残余的根子上。”
父亲多次谈到，毛主席犯的错误，“我也有份”，在和于光远等同志谈话时，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的讲话中，他都多次提及，说：“毛主席所犯的错误，不是他一个人的错误，历史不是一个人走出来的，我们都拥护、支持和执行过，是全党一起走的。我是中央的领导成员之一，主管文教和宣传工作，主席在这方面的错误，我也有份，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他还说：“我做中央宣传部长这么久，我的工作犯了很多错误，斗这个斗那个，一直没有停。许多是毛泽东同志嘱咐的，我照办了，我有对毛泽东同志个人崇拜的错误，也有一部分是自己搞的，当然由我负全责。”
父亲还谈到：“反右斗争中，我左了。我要给许多同志赔礼道歉。当时我认同了主席对知识分子的分析，并且是全心全意照他的意见去做的。”
历史跟父亲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他感叹说：“本来我的认识已经左了，后来越来越不理解，跟不上，直至文化大革命，我成了‘绊脚石’，被关进了监狱。”
面对改革开放时期，社会经济文化出现的种种变革，我和父亲也有过几次较深的探讨。
我曾问父亲：“如今又出现了剥削和资本家，知识分子又该如何界定呢？”父亲回答说：“这个问题，由你们去解决。”
父亲说过：“我们是一个政党，而不是生产党，也不是学术党，很多东西我们不懂，也不可能全懂，什么都要管，都要‘越俎代庖’。想‘事事有为’，结果反而会‘事事不为’。”
1996年5月初，父亲病危中，断断续续地说：“要让孩子上学！……要让人民讲话！”
然后，他陷入昏迷，再也没有醒来。5月9日，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那两句，是他最后的遗言。
（朱力摘自《作家文摘》2006年１２月２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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