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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气派和民族风格
各国人民学习其他国家的语文，自然有学习得相当纯熟，掌握了“个中三昧”的。但是，学得不三不四，“不咸不淡”，外国人只能讲“英国式中文”、“日本式中文”……中国人只能讲“中国式英文”、“中国式俄文”、“中国式日文”的，自然也不少。这样，就常常闹出许多笑话。
听说有一个外国留华学生，学习中文的时候，知道种在田里的一种粮食，名称叫做“水稻”；水稻的籽粒，去了壳，名称叫做“米”；用米煮成的东西，名称叫做“饭”。有一次他到饭堂购买饭菜的时候，把“饭”字给忘掉了，只好着急地说：“我要买一碗烧熟的米。”饭堂的人自然也领会他要买的是什么，但在听到这种“外国式中文”的时候，仍然禁不住哈哈大笑。
“一碗烧熟的米”，那意思，我们尽管也可以明了，但那决不是中国味道的中文。
从前，西方有些外国人学习中文，是从文言文开始的(他们大抵通过掌握这个手段来学习中国的古籍)。他们学习古代汉语，却没有学习现代汉语。因此，讲起话来，尽是文绉绉的，例如：“子不远千里，来自华夏乎?鄙人得晤足下，深以为幸也。”
试想，一个外国人，穿着西服，用不很准确的腔调讲着古色古香，“直追汉唐”的文言，那情景，该使人感到多么奇特好笑。然而这儿讲的并非笑话，而是事实，解放初期我国有人访问北欧，就碰到过这类人物和场面。
我们在电影和戏剧里，常常看到和听到日本人讲中国话的情景。例如：“奖金，皇军是大大的有呀!”等等。尽管它的意思我们也明白，但是，一听就知道那是外国式的汉语。那种语言，并不具备我们国家和民族的风格。
一个国家的子民，学讲外国话，学得不好，这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值得我们警惕的，倒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写的中文，也有缺乏民族风格和现代气息的。例如，香港就曾经相当流行过这一类文白混淆、半通不通的中文：
“如要停车，乃可在此。”(公共汽车唤停站上写的话)
“如有违反，罚款不超过一百大元。”(它的意思是：“如有违反，将处以一百元以下的罚款”)
事实上，不止香港一地，“五四”以后，在新文学作品里，半文半白的语言，洋里洋气的语言，也是有那么一小批的。这类作品，都缺乏现代中国人讲话的气息。我们只要翻翻２０年代、３０年代的某些新文学作品，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种迹象。这种状况的存在，有它深刻的历史、社会根源。那时，离五四新文化运动还不很久，某些写惯文言文的人，写起白话文来有点像缠脚缠得很久的妇女，刚刚解下缠脚布时候走路的样子，歪歪扭扭，文章里面总是混杂着大量的文言腔。何况，还有一些人，写白话文并不是心甘情愿，勉强跟着写几笔，心里面仍然以掉掉书包，写些“之乎者也”的东西为荣。还有一些留学生，受外国文学、外国文法的影响，对于写些别别扭扭的外国味道的中文，丝毫不以为意，甚至还有点顾盼自豪呢。更有一些在外国住得很久的人，中文的程度远不及外文，他们索性用外文写作，写成后再请人翻译成中文发表。就因为有这种种原因存在，半文半白的白话文，洋里洋气的白话文，曾经在我们的出版物中占据了不小的一席位置。３０年代上海出现过一场关于大众语问题的辩论，可以说就体现了进步的文化工作者和各种各样保守、反动人物的斗争，特别是在语文问题上和在对待群众观点上的斗争。
现在已经是８０年代了，谈论语文上的中国气派和民族风格的问题，有没有必要呢?我认为仍然是有必要的。现在，我们的文学作品里，那种洋里洋气的文字，文言、白话缠夹不清的文字，比较起２０年代、３０年代的作品来，不用说，是少得多了。但还有“流风余韵”没有呢?我觉得，还是有的。一篇文章里面，夹杂了许多毫无必要的“之乎者也”，夹杂了大量古奥的成语，文言气息相当浓厚的东西，我们仍然不时可以看到。洋里洋气，外国风格，外国气派的“中文”，我们仍不时可以读到；不过，在程度上，没有从前那么严重罢了。
我们要赞美那些洋溢着民族风格的作品。当代一些优秀的散文家和诗人，他们在这一点上，一般都做得很成功。作品要具有群众喜闻乐见的民族风格，先得在语言文字上具有民族风格。用词造句，如果不能做到这一步，作品即使描绘的是中国风物，民族风格也难免会受到一些损害的吧!
民族风格强烈的文笔，如果它的内容和意义都很好的话，我们读的时候就很舒服。这儿尝试譬喻一下吧，有点像一条鱼游泳在明净新鲜的清水里，游得多么舒畅，多么快活!反之，就好像一条鱼游在氧气不足，混浊肮脏的水流里一般，游得好不辛苦，好不难堪了。
要使文笔具有中国气派和民族风格，具有当代中国人讲话的味道，一定得根据中国的行文习惯，也就是中国的文法来写作；并以大量新鲜活泼、生动自然的口语作为文章的语言基础。
还有一点，我以为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这就是淳朴自然，恰如其分地穿插运用成语、谚语。它同样可以增添文笔的民族风味。大概每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字，都各各存在自己民族所特有的一批成语和谚语。历史越是悠长的民族，这样的词语也就越多。在中国，这类常用的成语和谚语的数量，恐怕是以千来计算的吧。这些词语，是从我们几千年的历史、典籍、轶谈、趣闻中升华、结晶而成的。它们有的明白如话，有的典雅好像文言，但是实际上已经成为具有一定文化教养的群众的口语，活在无数人的口头上了。如果把这些成语、谚语和群众语言对立起来，那是不对的。
西方人讲话的时候，常常穿插一些从希腊、罗马的神话故事中引来的词语，这和我们运用某些成语、谚语，情形很是相似。中国人说：“她漂亮得像西施、王嫱。”西方人说：“她漂亮得像海伦。”中国人说：“这次他败走乌江了(或者“败走麦城”)。”西方人说：“这是他的滑铁卢(以拿破仑在滑铁卢大败为喻)。”这样的语言结构，在道理上是一样的，不过有民族方式的不同罢了。
人们广泛应用的成语，有些，它的来源十分古老，甚至和一段复杂的历史故事，或者一部人们并不普遍熟知的古籍有关。但是即使并不知道这一切的人，也常常能够很准确地运用它，实际上它已成为现代中国人口语的一部分了(完全没有文化素养的人，才是例外)。
例如“完璧归赵”、“退避三舍”、“一鼓作气”、“问鼎中原”这些成语，各各和春秋战国的一段历史故事有关。“破釜沉舟”、“约法三章”这些成语，各各和楚汉相争时期的历史故事有关。“三顾茅庐”、“鞠躬尽瘁”这些成语，和三国时期的历史故事有关。至于“朝三暮四”、“大而无当”、“守株待兔”、“刻舟求剑”等平白如话的成语，它们分别出于《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古籍中。但是，人们却毋须熟谙这一切历史掌故和研习这一切古籍，一一详究出处，才能够掌握它，运用它。它们实际上已经成为当代人们口语的一部分了。语言，也是人们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
如果一个中国人描述某人苦心等待着一个极难出现的机会，不敢写上“守株待兔”这样的成语，却硬要写成：“他正在苦心等待着一个机会，这种机会一般是很难出现的，大概只有万分之一或者十万分之一的可能罢了。”或者，写成这个样子：“他像外国人所形容的，坐在苹果树下，等待苹果跌落到自己口中，还在那儿喃喃祷告：‘苹果呀，跌下来的时候，果柄可得朝上!’”请问，如果这样地写，文笔还有多少民族风格!
因此，我认为：敢于贴切生动地穿插运用本民族的成语、谚语、习惯短语、格言，同样是使文笔具有民族风格的一个因素。马马虎虎，掉以轻心，是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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