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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评说张伯苓
创办于1904年的南开学校已经走过百年历程，其中的最初44年始终是由张伯苓担任校长。从一个私家塾馆发展为闻名遐迩的中学，再进而增设大学，办成当年的知名高校。国人赞誉他的创业精神，那么，外国人又是如何评说张伯苓的呢？
张伯苓办学之初曾仿效日本经验。东洋人士对于南开的崛起一直投以关注的目光，他们显然将近代中日两国的“发展竞赛”作为评说的语境，认为“南开是不服气的支那人为争这口气而办的”，“是抗命主义的代表”。当年在南开中学与大学之间横亘着海光寺日本兵营，南开学生朗朗的读书声中不时搀杂着日军演习的阵阵枪炮声。1933年初夏时节，日本新闻联合社上海分社社长松本重治乘火车去北平，这个坐在一等车厢的记者惊讶地发现，赫赫有名的张伯苓校长竟坐在嘈杂拥挤的普通车厢里，仪态坦然。中国的一流人士如此朴素，松本重治将自己的观感记入回忆录《上海时代》一书中。
南开学校前期的发展，显然与美国结下很深的渊源。张伯苓早年结识基督教青年会美籍成员，在办学模式及倡导体育等方面得到启发，也拉近了与美国教育界的关系。他于清末一度兼任清华学校教务长，即说明美方对他的高度认可。民国初年，哈佛大学校长伊利奥来南开中学参观，对这里的教学实验仪器大感意外，赞叹道：即使美国的中学能有像南开这样的仪器设施者也并不多见；同时他也注意到这里的学生仪容整齐，与别处所见迥然有别，于是探问究竟。张伯苓引他来到一大镜旁，详细解说镜上的“容止格言”，伊氏边听边点头，连连称赞南开的校风教育有效而切实。此后不久，洛克菲勒基金会派人来校拍照，照片刊诸美国报刊，评价甚高。
南开大学建校之初，有一位教历史和政治学的美籍教师胡礼，此人漠视校规，每晚必到市内娱乐场所饮酒跳舞，常常夜半而归，校门已闭，便越墙而入，影响十分恶劣。张伯苓校长依照规定断然将其辞退。据罗隆基回忆，他在清华读书时，一位美国女教师曾经向她的中国学生们郑重说道：“你们将来都得学南开学校的张伯苓，假使中国多有几个张伯苓，中国一定会强的！”在西方人看来，张伯苓属于那种严谨自律、诚信认真而又热心公益的个人奋斗者，在他身上寄寓着中国的希望。
为了拓展办学的国际视野，张伯苓曾经数度访问欧美日各国，他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关系似乎最为密切。南开大学创办前一年，已过不惑之年的张伯苓专程到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进修一年，与在此任教的著名学者约翰·杜威、孟禄、桑代克、基尔帕特里克等切磋交流，虚心求教。该校对这位办学有成的中国教育家给予特殊礼遇，授予荣誉奖学金，免除其学费。1919年11月，就在南开大学正式开学两个月时，上海的圣约翰大学以“醉心教育，成绩卓然”而授予张伯苓名誉文学博士学位。上海圣约翰大学乃美国圣公会在华开办的一所教会大学，是仿照哥伦比亚大学的条例而组建和注册的。1946年，正值张伯苓70寿辰，美国友人发起征集编印纪念文集，书名为《另一个中国》。在西方人的印象里，战乱和灾难与近代中国如影相伴，殊不知这个国家还有其另一面：韧性的努力和顽强的建设。这部张伯苓纪念文集的取名即寓意于此，该书后由哥伦比亚大学王寇出版社印行。书中文章的作者汇集了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加州大学和辛辛那提大学等高校的多名教授以及前协和医学院院长、长沙雅礼医学院创办人、美国东方学会主席等，他们均有来华生活和工作的经历。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为该书作序，这位前燕京大学校长写道：
近年每当我见到张伯苓，他总是说，只有他深知我的苦处，也只有我深知他的苦处，他是在述说在中国创办与支撑一所私立大学的艰难。作为燕京大学校长，在美国我有一批潜在的赞助者，美国人有热心国内外教育和宗教募捐的传统。而张伯苓没有这种优越条件，在高等教育一向是由国家办理，以及近来成立的现代大学的经费都是由中央政府和省政府提供的国家里，办私立大学，张伯苓是一个拓荒者。……经费来源有限，如何使预算收支相抵，是一件令人忧虑的事。我对张伯苓遇到的困难深有同感。我看着张伯苓一年一年地过来了，这足以证明他具有辛勤努力和艰苦的精神，令人赞赏。
司徒雷登的这番话，道出了美国教育界何以格外欣赏张伯苓的缘由。由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在记述高等教育的章节中用了相当多的笔墨评介南开：“最著名的教育家的活动例子是南开，这是张伯苓领导下在天津成长起来的中等学校和高等教育的联合体。”“张伯苓的双重文化业绩，是来自天津上层社会、留学归国教育家的国内知识界和国际（特别是英美）教育团体的支持的结合。”这反映了国际学术界对张伯苓和南开的比较普遍的观察。
张伯苓尝言：“我既无天才，又无特长，我终身努力小小的成就，无非因为我对教育有信仰有兴趣而已。”他常常以此回应外界对他的褒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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