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肖泽宽：《红岩》读者不知道的故事
在纪念建党85周年的日子里，我忆起了一个共产党人——一个党的领导干部，与一本书——一本可说无人不晓的红色经典的书的故事。这本书就是影响了几代人的《红岩》。他，就是肖泽宽同志。
可以说，《红岩》的诞生，罗广斌、杨益言两位著名作家的诞生，他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我与肖老就是因为组织长篇小说《红岩》的写作开始相识的，从此相交。一直到2003年5月他逝世前一个多月我还和他通话。45年啊!我与肖老一直保持着联系，开始时我们是工作上的联系，慢慢由相识到相交，关系就变得越来越密切了。所以在肖老逝世三周年的时候，我就想把我心中的肖老形象和作风，智慧和魄力，介绍给广大的《红岩》读者，让人们知道这部教育了几代人的红色经典——长篇小说《红岩》诞生的过程中，还有一位至关重要的伯乐——肖泽宽。
我第一次见到肖泽宽，是在1958年11月，当时我陪同团中央常委、中国青年出版社社长、总编辑朱语今来到重庆时，朱语今敏锐地感觉到“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白公馆狱中斗争事迹是向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题材，于是我们便决定向罗广斌、杨益言约写长篇小说《红岩》。当时罗、杨都是重庆团市委的常委，都是团的干部，所以我们这次约稿，既有点上级给下级交下的任务的味道，又是出版社向作者的约稿。开始罗、杨因为从没有写过长篇小说，顾虑很大。在我们的鼓励下他们开始应允。但明确表示：“这事还要听市委的，市委要我们写，我们就写；市委不让我们写，我们想写也写不成!”于是朱语今便向肖泽宽提出要罗广斌、杨益言他们写长篇小说的建议。希望肖泽宽支持团的出版事业，给罗、杨提供一切写作方便条件，首先是让他们先脱产出来写作。肖泽宽虽然没有立即向我们表态。但我从他与朱语今亲近而热情的交谈中，我感到他是支持罗、杨写作的，对朱语今的建议他也是很重视的。
在我们离开重庆后，肖泽宽立即向市委第一书记任白戈、书记李唐彬汇报，任、李都很重视朱语今提出的写长篇小说的建议，但任白戈没有立时表态。白戈是三十年代的老作家，他对文学创作是很在行的。他也知道罗、杨有中美合作所狱中经历，但经历是一回事，写作又是一回事。罗、杨没有写过长篇小说，能担当得起写长篇小说的任务吗?万一写不好，怎么向团中央、向热心的朱语今交代!市委书记的考虑是有道理的。这时肖泽宽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他对白戈说：朱语今和我是老战友了，万一写不好，只要我们尽力了，团中央也不会说什么的。而且朱还向我保证，中青社也会帮助他们的。在肖说明这一切后，白戈才表态：“好，我支持。”为此，任、李、肖还在常委会上提出，决定要把长篇小说《红岩》的创作，当作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来考虑，指定肖泽宽代表市委负责组织领导小说《红岩》的创作。
在写作遇到瓶颈时，他经过慎重考虑作出决定：准许罗、杨查看有关敌特档案，提审在押的敌特分子
为了摸清敌特内部的情况和特务与特务之间的复杂关系和人际矛盾，罗、杨一次又一次翻阅有关特务交代的档案。功夫不负有心人，罗、杨终于在众多的敌特档案中，发现了一整套跨度长达十五年之久的特务日记，使罗、杨对特务内部互相倾轧、尖锐矛盾、发展变化，以及各种人物的面貌、心理特点，有了更深刻更具体的了解，不仅进一步提升、丰富了罗、杨已掌握的素材，而且加深了罗、杨对敌特人员的感性认识和具体感受，这为罗、杨后来成功地塑造几个高层的军统大特务的形象，提供了新的条件、新的角度、新的深度，正如杨益言后来说的：“仅凭我们掌握的敌特人员的材料，是塑造不出徐鹏飞、毛人凤、严醉、沈养斋那样高级的军统特务形象的，也很难表现出他们各自不同的性格特征和不同时期的内心活动和心理变化。”
1959年初稿写出后，为了听取意见，排印了五十本征求意见本。肖泽宽看过后，感到稿子写得过于沉重、感伤，压抑的东西太多。他把征求意见本送给任白戈，白戈对这部长篇小说所要表现的思想和内容，概括为八个字：“表彰先烈，揭露敌人。”这次他读完征求意见本后，又一针见血地指出：“小说的精神状态要翻身!”如何使小说的精神状态翻身?怎样在作品中反映重庆解放前敌溃我胜的主流形势?怎样跳出真人真事的束缚，站在更高的角度反映监狱里边的斗争?这是肖泽宽当时考虑的几个最主要的问题。为此，他亲自出面，召开了三次座谈会，邀请了四川、重庆地下党老同志参加，给征求意见本提意见，给作者提供史实、史料、背景材料。正是在这样的一些座谈会上，使罗、杨在已掌握的素材中，不断地得到充实和提高。
肖感到对罗、杨的要求，要一步步来，欲速则不达。在一个深秋的傍晚，他来到团市委罗、杨的住处，饱含着悲伤壮烈之情，热泪盈眶地向罗、杨介绍了他的亲密战友、重庆地下党工运书记许建业烈士生前从事地下工作时的感人事迹和他被敌人押赴刑场，牺牲前游街示众时表现出视死如归、大义凛然的浩然正气，以及许建业牺牲后在国统区重庆市人民群众中产生的巨大影响。原先罗、杨只了解许建业烈士狱中的一些斗争片断，而对许建业被捕前和牺牲时在公众面前的事迹是不了解的。后来罗、杨在肖泽宽提供的许建业烈士的第一手珍贵材料的基础上，又糅进了许晓轩烈士的一些事迹，成功地塑造了许云峰的形象。
针对初稿中存在的问题，肖泽宽对罗、杨说：“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斗争，确实是非常黑暗、非常残暴，所以人们才说它是座人间魔窟。但就是在这里，共产党人用自己的热血和生命、气节和情操，写下了不朽的历史一页。你们写小说，不能仅仅停留在写一个，抓一个，死一个，要通过烈士的事迹，写出烈士的精神和本质，你们现在是在谱写一曲共产党人的正气歌!”
对于是写一个监狱，还是两个监狱?肖泽宽说，形式服从内容，如果你们能写好两个监狱的斗争，又能写出特色，为什么不可以写呢?如果没有那么多内容可写，或写不出特色，也可以不受现实生活的限制，集中写好一个监狱的斗争，也很好。总之一切从你们的实际出发，从内容出发，形式服从内容。关于写不写狱外的地下党活动，肖泽宽说：“中美合作所”狱中的斗争，与重庆市地下党的工作和活动，都是反抗国民党暴虐统治的斗争，是分不开的。你们在写小说时，一定要掌握好重庆地下党的工作、活动是紧密地配合全国解放战争这个大形势的。解放战争的发展越迅速，第二条战线的斗争就越深入，一切都不是孤立的，是互相配合、互相影响的。肖泽宽还语重心长地对罗、杨说：“几个座谈会开下来，听了不少意见，你们还是要独立思考的，自己负责，放开思想，大胆创作。不能遇到困难就灰心，就打退堂鼓。知难而进。才能进步。在文学上你们是生手，这没什么，不懂就学嘛!搞文化工作得有知识，你们半路出家，更要在这方面下工夫补上课。边学边写，不要急躁，要有长期思想准备，一年不行二年，三年不行五年，为党争气，为死难烈士争气，也为自己争气，一定要把小说写好。”
出书前的关键时刻，他决定两件事：一要他们依靠专家指点拜沙汀为师；二要他们到北京学习参观。这两个举措，使罗、杨和《红岩》最终走上成功之路
肖泽宽并没有到此止步，他提了一个很好的建议：要罗、杨依着专家指点，拜沙汀为师。沙汀对罗、杨说：“你们现在还是关在牢房里，戴着手铐脚镣写这场斗争。你们要从牢房里走出来，把手铐脚镣都丢掉，以胜利者的姿态眉飞色舞地写这场斗争。”为了开阔罗、杨的思想和视野，解决好局部和全局的关系，沙汀向肖泽宽提了一个非常好的建议，要罗、杨到北京参观学习。当时北京刚刚建立的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正在内部展出，其中就有1947年到1949年党中央、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指挥解放战争时的电报、批示、文件、社论等历史档案的原件。肖泽宽立即表态同意他们到京参观学习。事后我们发现，沙汀的建议和肖泽宽的决定，是个关键性的举措，是《红岩》创作走向成功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北京之行，使罗、杨对解放战争的全局发展，从过去朦朦胧胧的认识中走出来，思想上豁然开朗，对许多问题都有了新的认识，对于怎么样写监狱里边的斗争，怎么样塑造好革命烈士形象，他们找到了新的感觉，有了新的构思、新的突破，很快就进入了小说创作的最佳状态。此后一稿比一稿好，终于在1961年12月定稿出版。
(少辰摘自《北京日报》2006年7月14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