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的传统媒体而言，无论是应对当今市场变局，还是面向未来的战略转型，都无法回避一个重大的课题就是体制创新。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在谈创新，但以往的创新实践，更多的是体现在技术层面，深一点的涉及到机制层面。而在今天，媒体创新必然要直面更深层次的问题，即体制问题。

    这主要是由于媒体的市场环境和生存条件发生了变化，特别是纸媒体面临着衰退期的到来，如果没有体制创新，将很难适应新的市场环境；媒体的竞争格局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各类媒体走向融合的过程中此消彼长。传统媒体在竞争中处于弱势，没有体制创新很难应对市场竞争的风险，甚至有可能被新媒体所替代。传统媒体目前面临着结构性调整和历史性转型，而这种转型需要体制保证，如果没有体制上的创新，战略转型就缺乏媒体的内在动力；同时，国家文化体制改革正在深入，而媒体在整个文化产业中处于核心地位。如果没有体制上的创新，就很难跟上文化体制改革的步伐，还可能影响和制约整个文化产业的改革和发展。

    媒体的体制创新是一场艰巨而复杂的系统工程，主要的任务是三个：第一，媒体企业制度的确定；第二，媒体投资结构的改善；第三，媒体产业结构的调整。

    首先，是媒体企业制度的确立。

    长期以来我们把媒体作为事业单位来定位，这不符合产业发展的规律，也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律，事实已经反复证明，这种管理体制有太多结构性的弊端。直到今天，绝大多数媒体是事业单位，连企业法人的资格都没有取得，其市场竞争主体的地位也无法确认。这种情况以前还说得过去，因为那个时候媒体之间的竞争是事业单位和事业单位的竞争，反正大家身份一样，体制一样。而现在传统媒体最大的竞争对手和未来的替代者是网络新媒体，而且是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的新媒体，这样竞争就根本不是一个量级问题。特别是面对纸媒体市场的衰退，报刊的竞争力和生命力需要建立全新的市场制度来激活。数字报业战略的成功实施，也必然要求全新的企业制度作为保障。

    因此，体制的创新已经成为当前十分迫切的任务，其基本方向是使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主体。除党报、党刊作为公益事业单位外，其他进入市场竞争的报刊应该作为经营型产业单位转企改制。

    改企，就是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转制的重点，是建立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只有这样，才能有克服衰退期经营困难的责任和压力，才能有战略转型的动力和发展的激情。

    其次，是媒体投资体制的改善。传统媒体投资结构过于单一，既不利于调动资金把媒体做大做强，也不利于化解市场竞争风险。媒体亏损了，就是亏了国家。如一些报纸已经连年亏损债台高筑，依靠上级投入成了填不满的“无底洞”，投得越多亏得越多。这就不如引进战略投资者，或者干脆把它关掉、卖掉。

    这又涉及到市场结构调整的一个重要手段——媒体的购并。而媒体的购并也需要大资金，如果没有社会资金的积极介入，这项工程很难实现。媒体的数字化转型更需要引进社会资金，建立多元投资结构。如数字报业，搞小作坊是不可能成功的，必须有大投入。但目前大多数报社并不具备必要的经济实力，即使有点资金准备，也缺乏应付市场风险的能力。

    现实的选择是引进新的投资者，与有志于媒体产业发展的企业共同开发，共享利益，共担风险。只有善于与其他企业合作，善于与资本打交道，并有效调控社会资金，借此调动人才资源、技术资源才能推动媒体大发展。

    同时，还有媒体产业结构的调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媒体产业结构，条块分割，行业壁垒，人为地割断了媒体的产品链和产业链。我们要实现多媒体的大融合，要重塑各媒体的行业边界和业务形态，必然要进行跨媒体、跨地域的市场运作。

    其基本的前提和条件，是要有一个全国的统一大市场。如果划地为牢，都在被割裂的本地区、本行业打转，不可能完成媒体结构调整，不可能实现多媒体的融合，不可能建成真正有竞争力的新型产业组织。因此，需要在媒体产业的宏观层面上进行体制创新。关键在于，要按照中央关于体制改革的精神，要由部门和系统配制资源为由市场配置资源，进一步完善市场体系。在一个统一的平等的市场环境中，让各个媒体企业实现平等竞争，实现各类资源的有效组合和最佳配置，并实现产业发展所需要的集约化经营，催生出一批具有竞争力的媒体大集团。这是发挥壮大我国传媒实力的需要，也是网络时代的多元传播结构中主导舆论的需要。

    可以预见的是，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继续深入，媒体的结构和格局将会发生深刻变化，媒体改变和发展会迎来新的机遇。不久前召开的全国宣传部长会，文化单位的转企改制，不能以机制转换代替体制创新，不能以增量提高代替存量改革，不能再搞事业单位性质的媒体集团，要加快建立文化产业的企业制度，推动一批文化企业尽早上市。这预示着，经过2006年的盘整和蓄势，媒体的体制创新将随着文化产业体制改革的深入而面临新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