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田公彦：日中出版教育校际学术交流十年回顾

日本出版学校自1991年至2001年与中国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进行了长达十年的“日中出版教育校际学术交流”。2003年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并入上海理工大学,升格为出版印刷学院,就此机会, 回顾交流史,略述两校之间先后举行的七次学术交流会议。

主题:９０年代出版教育的背景－日本和中国的出版社及图书出版过程的现状

	第1届	第2届	第3届	第4届	第5届	第6届	第7届	合计
日本	1	5	1	7	7	4	1	26
中国	1	4	3	8	8	4	6	34

	第1届	第2届	第3届	第4届	第5届	第6届	第7届	合计
日本	1	7	11	7	7	6	14	52
中国	1	5	3	8	8	4	6	35

吉田公彦森启野村保惠醍醐隆野野村敞小林敏稻庭恒夫秋叶惠子林伸郎山鹿太郎中川五郎岩崎胜海松井明长谷部文夫中谷二郎稻冈胜今氏亮二松平直寿越谷和子长井治中町英树竹原悟小出铎男佐藤信一

永井祥一小川俊彦川添裕岩本敏居乡英司舟木哲小林哲夫五十岚美那子

龚应荣王华良孙国明乐秀文吴汉英张敏唐祥庆王国忠田胜立滕莉倪靖武吴旭君杜飞龙冯锡刚陆本瑞施勇勤朴国东江才妹周勇郑怡徐攀(重者从略)

为方便起见,分为四个领域:出版教育(概论)、出版教育(专论)、出版及出版界、日中出版交流史；后缀数字为第某届会议。

电脑在出版工作中的利用和出版职业教育改革(小林敏/稻庭恒夫/长井治) 6

日本书籍出版社――工作与构造(国家与出版发行管理、出版、发行)(林伸郎/山鹿太郎/中川五郎/岩崎胜海/野野村敞/野村保惠/松井明/长谷部文夫/森启/中谷二郎/醍醐隆) 3

修文书馆与《上海新报》――美华书馆、修文书馆、岸田吟香、金港堂(稻冈胜) 5

1.日本出版学校与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交流的契机是1990年吉田公彦访问上海。作为日本出版学会的一员应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邀请在北京、西安介绍了日本出版情况后,吉田又在上海得到和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副局长赵斌先生及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校长龚应荣先生晤谈的机会,并访问该校,双方在今后推进两校交流上取得一致意见。

2.第1届交流会在东京举行，1991年邀请了龚应荣校长、孙国明出版系主任、上海新闻出版局沈洵澧翻译三人组成的代表团。会上首先签订姊妹校协议,决定此后交流会每年一次，轮流在东京、上海举行。1994年举行第4届交流会,结束了第一阶段交流。接着从杜飞龙先生任校长的1997年开始第2阶段交流,隔年举行交流会,即1999年、2001年。前后在东京举行四届,在上海举行三届。

前四届交流会称作“日中出版教育交流会议”,自1997年第5届改称“日中出版教育校际学术交流会”。

3.第1届的交流主题是互相自我介绍,报告了《日本出版教育诸问题》(吉田公彦)、《上海出版印刷专科学校的创建与中国出版高等教育》(龚应荣)。第2届也没有特别设定统一的主题。随着交流的深入,彼此越来越了解,得以设定交流主题, 第3届为“ ９０年代出版教育的背景－日本和中国的出版社及图书出版过程的现状”第4届为“市场经济中的出版与出版教育”,第5届为“(1)计算机化的发展与与出版教育(2)出版人的职能教育与出版教育(3)日中出版交流史研究,第6届为“21世纪的出版与出版教育”,第7届为“新世纪出版教育及其背景”。

4.关于具体的个别报告主题,从整体来看,日本和中国双方各有所长。首先是中方有关国内出版教育情况的报告比较多,这反映了把出版教育置于高等教育制度之中、有目的地推进出版人材培养的国情,分明体现了与日本的不同之处。如《经济转型时期的中国图书出版业》(唐祥庆/王国忠)、《中国书籍发行新结构的特点与倾向》(孙国明)等论文所见,试图把握在改革开放政策下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变化发展的出版业,以及对出版教育如何因应这些新情况的尝试性各论,都与日方的静态般论文形成对照。

5.尽管有这样的不同,但最大的共同之处在于出版及出版教育中的数码化问题。虽然简直是不容分说的全球现象,但论及数码化状况也与日中两国分别处于后退时期和上升时期的对照性经济形势密切相关,这一点值得注意。

6.关于日方的报告,要特别指出的是,在两届交流会上集体报告了日本出版,即第3届的“日本书籍出版社――工作与构造”和第7届的“日本出版界――近十年的构造变化”。

“日本书籍出版社――工作与构造”是把中方事先提出的问题归为(1)国家与出版发行管理(2)出版(3)发行三个方面,共三十五个问题,由本校十一位讲师回答。关于出版社的这类报告在日本也属于破天荒。1998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中文版,中国编辑学会会长刘杲先生作序。

“日本出版界――近十年的构造变化”意在客观把握因泡沫经济崩溃及数码化影响而被迫变化的日本出版产业,起码追溯到十几年前,从相关产业的关系,俯瞰出版业的长期动向,由十四位本校讲师及有关人员分工撰写。

前后相隔八年,若没有与中国交流这一契机,就不会有1993年和2001年共同执笔的“综合报告”。

7.为交流会报告锦上添花的是日中出版交流史研究。论文不多,但围绕商务印书馆的论考等,从中国近代出版发祥地上海和日本的交流史研究来看,是几乎尚未开拓的领域,难能可贵。这一报告主题既符合两校地处上海和东京的交流关系,又具有追溯历史的象征性意义。

8.交流会在东京和上海两地交替举行,通过共同作业,双方的友情一届比一届加深,不仅取得了出版教育研究交流的成果,而且顺其自然地结出日中友好的果实。如此真挚而持续地进行出版教育的国际研究交流,恐怕哪里都没有过,因而在此简略记录了交流的历程。

访问上海时,受到龚应荣校长、杜飞龙后任校长以及各位先生热情欢迎,关怀备至,至今记忆犹新。同样,上海老师来东京,本校教师们积极参加交流会,令人难忘。谨此向日中两国撰写论文的老师及有关人士深表感谢。

最后,衷心感谢上海出版界老前辈宋原放先生。他始终亲切地关注两校的交流,上海举行交流会每次都莅会,为交流百般关照。2000年刊行的《上海出版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由宋原放先生主编,厚达一千二余页,其中的《大事记》记载:“1992年4月14日日本编辑出版学校代表团吉田公彦一行25人来沪与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进行出版教育学术交流”。谨记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