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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书展联合会主席对话中国出版人
8月31日，前法兰克福书展的主席、现任世界书展联合会主席卫浩世（Peter Weidhaas）先生，做客第15期书业观察论坛，就中国出版在世界上的地位等问题，对话中国出版人。
中国出版人代表是：台湾大块文化的董事长、著名出版人郝明义先生，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社长吴雨初，万圣书园创办人、董事长刘苏里，弘文馆总编辑杨文轩。
卫浩世先生首先介绍了网络新时代给书展带来的影响和发展趋势。他坦承，上个世纪末、这个世纪初，书展业遇到一些困难，有大量资金像美国版权在线的资金进入书展行业，为的是劝说人们"完全可以从网上做任何版权的生意，而不用再去书展了"。
他回答了"书展仍然和出版有关系吗"、"书展仍然是有必要的吗"等问题。他说在上世纪末整个书业都面临电子媒体的挑战情况下，书展本身也受到了冲击，甚至受到质疑。
对书展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书业和图书销售行业的大集团化趋势对书展业的影响，有些国家，几个最大的出版集团就足以统治这个市场；现代信息社会使得文本很容易被储存、被更新，电子商务无论是在书界还是在信息界，在很多的领域取代书展这种传统的市场推广方式；版权交易的日趋快速和授权市场灵活多样，使面对面交流的价值被不恰当的忽视；信息时代，大量的信息被暴露在一个复杂的信息网络之下，传统出版商地位受到挑战；越来越多的人把更多的时间花在文化休闲上，现在人们的阅读只是为了获取更多的信息，阅读的速度更加快了，阅读的东西更加挑剔，同时也更加表面化和不耐烦。
他的结论是，书展业要想继续生存下去，一是必须是更好的发展它的指导功能，也就是说在一些书展的特定区域做一些更有特定功能的区域，比如说翻译、销售和图书馆业，同时也要给可供销售版权的这些书提供更多更好的信息。二是设法把作者带回他们原本属于他们的舞台中央，应该是让书展业继续生存和取得成功的一个保证。把书业相关的人，出版商、作者、销售商、图书馆员和做市场推广的人，把这些人定期集中到一起，书展本身也可在这个过程当中加深这些人对书业的身份认同。他说，书展业最好的一个预兆是，书作为印刷出来的人造品，它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繁荣和品种繁多过，这个可以保证一个组织良好的书展会持续的吸引参加者，会吸引那些写书、出版书、发行书和读书的人。
郝明义以20年朋友的身份谈起对卫浩世的认识和看法。
郝先生首先说起卫先生讲过的两句话－－你要做好你的工作，不管是书展还是出版，两件事情都要兼顾：一是要非常懂得你所有的商业的经营的知识，但是你永远别忘记你做的是一个跟人有关的事情，要尊重人，要对人的基本价值，对人的所有基本的东西要非常了解。
郝先生说，法兰克福书展，怎么样能够一方面把商业的规则和方法运用到极致，使得法兰克福书展能够不断的吸引以英语世界为主的大参展者，使书展在商业上极为成功。另外一方面，他在做法兰克福书展这30年来，他一直非常关心非洲、中东任何一个弱小语言和弱小地区的参展者的需要，他一直让这些英语语系强势之外的一些国家的语言、民族，让他们在法兰克福书展上被注意、被需求，这是他永远这两件事情，没有放松任何一个。这是卫先生同时能永远坚持这两件事情、也是法兰克福书展能发展的如此成功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而遇到挫折、争执或争议的时候，他总是说"我们必须为他们而奋斗"。与其说服他们，不如回过身来先走出去，大家就都看到是条路了，就一起跟你走了。
郝先生还讲了一个关于卫先生的故事：25年间，跟卫先生共事的有4名自杀，压力非常大。我和他认识，在法兰克福上每一次都是15分钟－－他所有的约会都是15分钟，但是通过每次这15分钟约会，最后我们变成了好朋友。我记得最有意思的就是，2001年他终于退休，我们两人吃午饭，饭后我问他下个约会在哪里？他说没有约，我说我要去会场，他跟我一起走进了会场，他跟我讲，这是我25年来，第一次真正看到我设计的会场，就是他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面，他是一个被关在自己设计的会议室里面，他一直在帮所有的出版业者设计整个的法兰克福书展，他从来没有实际的机会去看整个的会场，那一次走到会场，看到那么多朋友向他致意，送给他书，他感觉到很欣慰，同时我觉得有这样的朋友感到很欣慰。
吴雨初精练地谈到他对出版行业的理解。他认为出版业的存在和发展，和人类的基本需要相适应。出版有很多分类方法，他的分类方法特别简单，就是出版人要适应人类四大巨大的需求，第一就是谋生，第二是要做事，第三是审美，第四是求道。
吴雨初说，第一类是谋生。一个人从孩子成长为一个成人、一个社会人的过程中，所必需的基本知识、基本素质和基本技能，构成了人类对出版需求最庞大的部分。
第二类就是做事。第一是职业，第二是事业。职业需要我们掌握职业技能，要求我们做好，更重要的是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乃至于为这个世界的经济、社会、文化、科技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出版业要在很大的程度上来满足这种需要。
第三类是审美，也是人类基本的需求。一类是娱乐性的审美，第二类是严肃艺术，满足人们更深层次的心理、情感的需求，在满足这一类需求的出版物当中，可以说我们是群星闪烁，有许多伟大的文学家和艺术家。
第四类是求道。我所指的求道，可以概括为就是理解宇宙、理解人生。包括探寻宇宙奥秘的自然哲学，包括理解人生和社会的社会科学，也包括人类的终极关怀、宗教和信仰。我认为我们的出版人，特别是现在出版人都在不同程度上满足了人类这四个方面的需求。
他还谈到他所感受到的数字化对出版业冲击的切肤之痛。面对电子时代的冲击，有过两种观点，一是极端悲观，就是认为出版业，将会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消亡。另一种观点，是简单的认为传统出版会随着经济、社会、科技发展水平而自然增长。他自认为自己是一个中观派，既不悲观也不乐观。因为他有一个基本的判断，真正一生一世都在读书的人，是一个常数，这个常数不会发生颠覆性的改变。
他指着会场"北京新六感出版创意与国民阅读促进中心"那幅极富创意设计的蓝图，乐观的说："我们明年这个时候就可以见到这座建筑，这座建筑将为我们出版人提供面对面的场所，希望我们明年能够在这里相逢。"
卫浩世先生回应吴雨初时说，在600年的书展历史中，图书的统治地位持续了500年，他觉得应该为书本这种形式得以继续的生存而奋斗。他觉得书本这种形式比电子的形式更能够进行深入和充分的交流和传播，并且因为电子信息的寿命很短，而书本是能够传世的。他说，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有这么一个中心（北京新六感出版创意与国民阅读促进中心），有这么一个书业观察论坛在提供这种面对面交流的时候，是为书本这种形式而奋斗的一个极好的例子的原因。
他说他从来不反对用先进的技术、信息手段来做书的推广、营销、传播和图书信息的交流。为书而奋斗可做的事情很多，比如出最好的书，把最好的书带给读者，带到书展上，这都是为书生存而奋斗的途径。
刘苏里盛赞"卫浩世对话中国出版人"的主题论坛。他说，从卫先生的故事里和新著里，他看到了600年纸媒兴盛的历史，也看到了报纸、杂志，尤其是互联网，数字媒体对纸书的冲击等等。
他说，对于人类出版历史进程中遭遇的矛盾、冲突、变化断裂，我们必须面对，尤其要面对数字出版和纸媒。他还就法兰克福书展对发展中国家以及贫穷国家出版的辅助等问题，和卫先生进行了交流。
杨文轩说，他从一个做法兰克福中国领事馆领事的朋友和刚去德国留学的外甥女那里，发现德国对中国的了解十分有限。中国现在的文化，特别是大城市，其实已经在跟西方的主流文化结合在一起了，他不明白为什么人家对中国还如此不了解。他觉得应该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没有一种更丰富的、更活跃的方式，把我们现在的这种文化现象呈现出去。我们的产品已经遍布全世界，但是我们没有附加上纯中国的文化。他认为经济不能根本解决一切问题，技术也不能解决，互联网也一样不能解决。
所以杨文轩认为，在这一点上，作为一种文化载体和文化呈现形式，中国的出版业应该是有很大的责任的，那就是，我们出版业的发展和整个经济的发展没有同步。他说今年的国际书展，韩国展厅、韩国人很叫人佩服，他们把很多中国传统文化的东西呈现得特别饱满和丰富，无论是视觉审美效果，还是内容，所传达的一种文化的精神，都是值得我们中国的出版人好好的反思的。他认为，出版业从产业的角度，可能是一种商业的形态，但是在不同国家之间的这种交流，它可能更多是一种文化价值得传递。其他行业都可以国际化、跨国经营，但出版业一定是本土化的，因为它的载体，无论是语言还是文本，都是以本土的信息呈现出来的。一般书展的功能无非就是版权的交易、出版人的交流、文化的交流。版权信息交流，可能会被互联网慢慢替代，但是出版人之间的面对面交流，是无法被互联网替代的。
杨文轩说，法兰克福书展，实际上已经把行业的交流变成了国家之间的交流和不同文化之间的一种交流。如果真的哪一天纸书假如说消失掉的话，法兰克福也许会变成一个"法兰克福国际文化交流展"。他认为现在中国的出版业在走向另外一个极端－－过度市场化，而丧失了出版作为一种文化价值呈现。他觉得出版业有它自身独特的价值，不是一个简单的，比如说商业化、市场化的问题。
他希望已经退休的卫先生，还能继续为帮助中国出版业走出去，让更多的国家更多地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文化和中国的出版出力。
卫浩世认为，书是本土的，语言的内容和特色都是本土的。而且 正因为出版是本土的，所以在任何一个市场上，都不是一种竞争关系，而是一种并存的关系。关于德国人对中国缺乏了解，他说，不单是对中国，德国对其他很多的国家都是如此。在这方面，可能最无知的就是美国。正因为这样，所以法兰克福书展就利用书展的机会，开始实行主宾国制度，让大家更多的去了解一个国家。另外，法兰克福书展在20多个国家，尤其是拉丁美洲、非洲等很多国家有文学代理，帮助把当地的文学翻译成其他的语言。了解一个国家的文化，最好的方法就是通过阅读它的文学。
在精彩的互动阶段，一个自由工作者、英文教师，向郝明义请教了台湾的读书活动的组织经验。郝先生也谈到台湾的出版业，也遇到有很多的问题，很多的压力。他说他为此正在写一篇文章《我们的黑暗与光明》，会把过去20年台湾累积起来很多美好的事情，做一下分析。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出版社一位编辑，谈到大学出版社坚守学术出版职责和中国出版界过度市场化之间的矛盾与困惑－－在机制上如何保证有学术价值出版物的出版，并且能够有很好的机制保证它的市场竞争力。吴雨初回答说：出版人既要谋生也要求道，我们现在正在采取的措施，第一是要用市场机制来保证出版社的生存，第二是要用政策的机制来保证文化的价值。他说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设立一个社长基金，来保证那些确实具有文化传承价值或者学术价值的书－－那些在市场上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是又有出版价值的书。
北京博亚文化发展中心的一位听众，请教卫先生：在互联网时代，德国的文化出版创意产业的发展与现状，面临的问题，以及可供中国的文化出版创意产业借鉴和参考的经验、教训。
卫浩世说：创意或者说创造力是一件非常人性化，非常个性化的一件事情。他不觉得这是可以存在于机制当中的。他觉得大型出版集团，往往没有创意，而主要是大在强大的市场推广和销售的渠道，往往是那些小型的、很个人的出版公司，最有活力和最有创意。大型出版集团它获得创意和创造力的方法之一，就是来收购这些小出版社，给这些小出版社做一个独立的小品牌，让他们在特定的领域发挥他们的创意。
中国青年出版社正在以独立学者的身份研究青春读物的商业出版的听众说，他在研究青春文学的时候发现，郭敬明等的青春文学，完全是10年前日本的漫画的影响下创建出来的。他以10年前日本的漫画，5年前台湾的青春偶像剧，到现在郭敬明的青春文学的案例，请教不同的角度的关于"误读、交流、融合"的观点和评价。
郝明义认为，所有的书都会被误读，所以出版就不断的解释。不断的在解释，不断的被误读，才有生意可以做，这是出版的本质之一。"商务印书馆"的名字，实际上真把出版的本质说到了。如果只靠一个轮子，你只想靠青春文学，或者只想靠严肃的作品，你要做当然可以行进，但是独轮车，里程是有限的。但是如果把两个轮子结合起来，变成一个脚踏车、自行车的时候，轮子就可以走的比较远。
有听众问起卫先生曾被法国媒体评为影响欧洲的三大人物之一。卫浩世谦虚作答：有很多应该排在我本人前面，我当时很惊讶自己排在了上面，比如说电影导演文德斯，还有很多其他的人，我认为应该排在我前面的。当时媒体评选揭晓后，附有一个简短的说明，为什么我被评为影响影响欧洲人的之一？是因为我把世界各地不同意识形态的书商带到了德国和欧洲，包括像阿尔巴尼亚，津巴布韦这样的国家，都能够在欧洲法兰克福书展上集合。（北京新六感出版创意与国民阅读促进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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