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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万雄：融入“E生活”，创造出版未来
刚才几位嘉宾从宏观的角度去分析新科技对整个出版业的冲击。刚才哈珀·柯林斯的CEO和未来几位嘉宾都是国际性非常有名的大公司，他们成功的开发新的出版的经验，对我们都是具有国际性的视野和经验的。我作为中文出版界的一个开发者，我谈的不是太成功的经验，是相对成功的经验，希望从这个方面供大家思考。
我在出版业15年，我觉得中国出版世界里变化最大的、影响最深的是整个华文出版世界的跨地域的整合以及与世界接轨。第二个非常大的影响是新的科技一波一波的推动了整个传统出版业的改革。但是，这两个变化对整个中文出版世界来说只是开始，虽然它经过了15年，还是一个开始的阶段，过去十几年，整个中文出版世界，对新科技、对出版图书业的影响到什么程度，大家意见不一样，但是随着这15年的发展，很明显，新科技对传统的图书出版业的冲击是无可避免的，传统出版社也没有办法避免面对这种改革。而且我们认为，从传统出版图书业的出版来说，未来的十年应该是最关键的。
我个人服务的香港联合出版集团，尤其是我曾经主持香港商务印书馆，一直算是中文图书出版业应用新科技去推动图书和出版业的变革的先行者。我这篇报告主要根据我这十几年经验的总结、反思，所以这篇报告的重心不做理论性的探讨，也不涉及发展趋势的探索。而且我特别强调，我希望用一个传统的图书经营者和出版者的立场发言。因为原稿里有比较详细的记录，由于时间的关系，我就很简单地回顾一下。
香港商务印书馆，大概从1989年从事图书出版的改革，一直到2006年，已经超过15年的时间。我总结一下这十几年香港商务印书馆运用新科技和改造图书出版业的过程，因为外界的环境和内部的变化，我们整个开拓过程中有起伏，有调整，甚至我们发展的速度和规模也有收缩，但基本上我们还是坚持下来，继续推进。我们现在开发了电子出版，我们开发的数据库还是基础的，这表明我们作为一个传统的出版社，还是一直认同和坚持有关新开发的必要性，我们这种开发不是追赶潮流，我们觉得这是业务长期发展的战略考虑。
香港商务印书馆过去十几年的开拓，表格所列示主要是4个范畴，总结这十几年的开发过程，我们认为比较成功的是编辑出版的生产模式的科技化，经营管理新科技的应用以及电子出版和网络出版、传统出版结合的三方面较有成绩。另外，过去十多年的经验，相对而言，我们感觉最困难的，而且发展中最感困惑的是一些全新的出版形态和经营，包括经营网上书店，我们不同时期、不同形态的电子出版、数据库的开发和网络出版等等项目。这些项目在中文出版世界里，我们算是其中的先锋。虽然我们至今没成为先烈，但是仍然处于枪林弹雨之中，成败未卜，最少是尚未形成气候，这是我们的事实。
我们检讨这种结果是什么原因？我们觉得，出版生产模式和企业运作的新科技的应用上，开发的过程比较顺利，比较有成效，无论是编辑出版的形成模式，还是以科学壮大提升内部的管理，包括配合教课书和纸张出版的电子出版以及网络出版，这三方面的项目都是对原有的专业和业务范围内的新的技术的应用和改造。原有的专业知识还是占主导的作用，基本的经营模式没有改变，只要我们把握住新的技术，开发是比较顺利的。但是，对全新形态的出版和经营不容易成功的理由比较复杂，也关乎整个大环境以及内部的结构有关。当然，我们可以考虑，这些全新的经营形态以及电子出版，市场未成熟、社会未习惯、顾客消费倾向不明朗、新技术的不完善、社会和各方面商业配套未磨合好等等都是客观的因素，这些因素跟全世界都是一样。但是，我们还是充分感觉，开发的不成功，至少不太成功，来自全部出版界的因素有很明显的影响。
我自己总结，传统出版人开发新的全新形态的经营和电子出版的理念，有几个很明显的局限。第一，我们的产品开发与经营没有一个整体的规划，通常新的出版形态的开发主导者是编辑出版的人员，开发核心的工作主要着眼于产品的创作和如何产出，但一开始就忽略结合产品的创作，产生经营的整体规划。这种结果是很容易见到的，我们传统的出版人，缺乏一种认识，新形态的产品需要的是一种经营的策略，跟我们传统的出版市场营销计划有本质上的区别。经营策略不仅仅要营销我们创造出来的新产品，更要花很大的心力，要向社会推广社会上不熟悉的，属于横空出世的全新的品类。我们要推新品类，还要塑造和推广我们的品牌，这三个层次的经营，也需要有一套全新的市场策略、观念、模式以及渠道。
比如香港商务印书馆，我们九十年代初已经非常成功地开发了CDR的成功店，香港邮票等等，我们利用大量的数据库，成功地开发了中文字典、汉语大辞典、现代汉语词典，我们甚至开发了网上辞典。我们自创的设计成功了国际互联网查阅器、国际互联网网际查询器，没有国际互联网网际查询器，中文词库以及英汉词库就没有办法实现网上的应用，包括Google和百度这些著名的网上搜索公司依赖的非常重要的工具之一，当时我们开发成功，当时他们两个公司还没有成立。从选题、题材甚至技术的应用，我们觉得还是非常优秀的产品，结果我们没形成产业，主要原因是产品的创作、品类的创作没有跟市场经营结合。
第二，作为传统人，一个非常大的失误是，我们的开发人员组合上，常常是旧瓶新酒，开发新技术、新产品，也需大刀阔斧地成立一个全新的人才班底，建立一个全新的运作机制，否则一定会出现人才配备不完整、人才配合不到位、成员对开发产品的认识不一致等等确定，最终导致产品开发的不理想，甚至是失败。而且在传统的出版社里，开发新科技的常常会引起企业内的新旧企业文化的冲突，这种新旧文化的冲突，存在于管理层，也存在于实质负责开发的小组。这样整个开发的方案一定不完整，也不确定。所以，我们现在很容易理解，我们对比一下，为什么新的出版形态的成功常常来自非传统的出版图书业行业之中，照电子出版来说，包括现在市场上奉行的好易通、快译通和金山词霸，日本和欧美的传统出版社开发的电子辞典都是依托于硬件公司，我们只是内容的提供者，世界上大多数成功的动画公司也依赖于传统的出版界，其中的理由，传统的开发者毫无出版业界的报复，主持者和参与者，他们都同心协力，开发新的形态的出版，他们有共同的企业文化理念，所以他们容易成功。
第三，作为传统的出版界，以新科技开发新业务，通常是资金投放大、风险大，这种投资风险远远不是中文图书出版业者所能应付的。新科技的开发产业通常会通过基金投资等等市场运作去进行，但是，在中文出版图书业和出版界里是非常不寻常的，即使我们有这个链条，也不懂得怎么做，完全靠中文出版界的财力，也没办法有力地推动这个新业务。通常我们在开发过程中，因为财力不足，因为缺乏更专业的技术公司和营销公司的有实力的合作。但是，这种新的科技是很有潜力的，市场的变化也是瞬息万变，所以传统出版界往往在新的开发领域失去时机。
第三方面，我讲讲新科技与出版的未来。在几个演讲里非常强调新科技对未来出版业的影响已经是无可避免的，我这里就不重复了。当然，我们觉得面对一场出版业的真正革命。
我讲讲未来出版走势与数据库的开发，对于传统图书业来说，对传统出版业来说，硬件的开发，软件的开发，我们没有这种力量，也没有这种优势，我们只能应用新的硬件、新的软件，我们的优势是追随时代的新的硬件与软件，通过内容去开发我们新的出版，传统出版的优势就在这里。如果这种是事实，我认为传统出版最重要的根本和基础是数据库的开发，如果作为对未来传统出版的转型，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做数据库的部署和策划，我们开发的是一种出版形态的数据库，但是数据库的开发是一个长期的、持续的过程，应该是一个出版单位长期的战略工程，需要的是持续的大投资。开发数据库本身是一项很大的投放，如果我们已经开发，又持续投放一种工程，而且对市场没形成或数据没达到一定规模的时候，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的经营状况只有投放没有产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策略上如何思考我们的出版数据或者开发，这种策略就显得非常重要。
在理论上，我们有更具体、更具有规模的、数据库开发更完整的，但是大规模的完整的数据开发，我们会容易陷入一种投入大，而开发旷日持久的困境。数据库不仅仅在开发过程中投资大，而且它会涉及到非开发者所能主宰的世界性的技术的开发，普遍的应用和市场的趋势等等外在的因素，当这种外在的因素具备以后，一个整体规模的数据库要转换的过程非常艰苦。我认为非常现实的，特别是中国出版的策略，应该从市场具有可能性的产品库做起，在可能出版产品的同时，去建构小型的数据库，组合小型的数据库和扩展数据库。总的来讲，从小渐大，比从大开始好。数据库开发，自始要从市场营销作考虑，不能都从学理上考虑。我们对传统的纸张出版积累了几百年的经验，但是对数据的开发和产品化，我们只是一个涉猎者，对市场估计、对技术与发展预测的认识和前提上，我们要有想象力，数据库要有非常大的想象力，没有这种想象能力，很难建构可以应付技术和市场变动很大的数据库。所以，数据库的开发绝对不能委托纯技术人员和学习基础经验浅显的人，必须有学习基础和出版丰富经验。
第四个方面，对未来出版的建议。新科技推动出版的革命，已经是事实，大部分的出版人也认识到，而且我们非常关注的是中文出版世界里，当前新的形态的出版和图书经营的推动往往不在传统图书出版业。国内的出版业务，90%是非出版社开发的，其中包括北大方正、中书图、中文在线、时代新点等等，香港的北大控股公司，也宣布未来积极开拓电子出版业务。我觉得出版业会仍然存在，新技术产业仍然兴起。即使是传统的出版社因为新的未来出版没落，但不表示出版业本身的没落，当然，我们绝对理解中文图书出版社面对当前新科技大出版的局面，确实处于两难之局，困惑无比。
对于未来的出版，作为传统出版人，我觉得应该有三点想法：第一，传统出版人应该有认识，新科技推动出版的革命，已经不是传统经营、图书经营和出版原有范围内的改进，这是史无前例的革命，我们必须从这种认识去理解、去部署我们未来的图书经营与出版。从纸张的图书出版到数据库、多媒体、电子化、网络化，种种技术的未来出版，它的变化是一种物理的突破，明确的说，在新的未来出版和网络出版的情况下，如果我们还沿用纸张的物理局限去开发，绝对不能形成真正的未来出版，它的成效也不能突破传统出版的价值。即使这样，我们还是认为传统出版业界对内容我们还是熟悉的，如何利用新的科技，创造全新的出版优势，我觉得传统出版社还是有一定优势的，我认为传统出版社的未来转型应该从这里开始。
第二，业界过去也有一种看法，每个新开发者的先行者都有一个想法，希望自己捷足先登，创造一番全新的业务。新形态出版的开发，不是一家公司能推动的，一个新品类的出版，不是一个企业所能垄断的。以出版最重要的数据库的开发为例，涉及到很多方面，单一的企业没办法完成，只有通过多个数据库的协作，而且形成一个共同的销售平台，只有这样，才能推动市场。最近一两年，大部分的出版社组成电子出版平台，也形成销售平台，就是基于这种认识。所以，当前的传统中文出版机构，建构统一的销售平台，整合产品，催生市场。当前的发展战略，我认为到了今天，出版的主导仍然是纸张出版，但是显然已经迈进了纸媒体与电子媒体共存的时期，对这个时期我们应该怎么判断？我觉得作为一个出版企业，应该将这个时期作为一个过渡时期，过渡时期的重要性不仅仅是媒体的过渡，我觉得一个公司应该从财务上以过渡时期作为一种长远的投资，作为一个风险的投资，一定要有发展策略，没有财务过渡的策略，很难去开发未来的出版。至于中间我们用什么战略是很多的，包括同时开发数据库，同时出版多种经营，我们可以与不同的媒体、不同的公司合作，这都是我们过渡时期要考虑的种种策略。
第三，政府的角色。一般政府对新技术的开发，比较倾向于硬件和软件的开发，比较忽略市场的推动，我觉得应该运用政府的力量催生市场。世界上成功推出某种创意或产业的国家或地区，往往就使用这种策略，如果单靠现在的中文图书出版业的企业力量，无法也没有能力去跟进市场的变化和科技的变化，应该设立自身产业的研究分子，随时帮助图书出版业做发展的参考，国家和地区教育部、产业部以及国内出版总署，应该推动国内教育界数码教育的使用。香港政府教育局推动教育界应用数码的出版，所以慢慢形成产业。而且这关乎产业生存和国家培养人才的大计。同时，无论是国家机构也好，企业单位也好，企业团体也好，都应该举办更多的研讨会和培训班，寻找培养新出版的新人类，而且不仅培养新人类，也研讨培训背后有更深层的意义，形成开发者的共同理念，营造共识，促使新产品以及市场规模和种类的出现。
最后我要说，即使传统出版人对未来的出版有理性的认识，我们对未来出版的科技有一定的认识，但是，如果我们在实际生活中没能走进E生活，体现E生活的目标，我们会永远与社会脱节，我们无法真正理解当前的社会生活的新动态，我们也不能开发出有创造性的出版品类和新形态的市场。这种需要跟传统出版并没有分别，可是直到今天，绝大部分的传统出版人，包括我自己在内，虽然开发了十几年的新的出版，我们至今还生活在纸的世界中，这确实是我们未来出版开发的最大障碍。谢谢各位。
相关链接：陈万雄简介
陈万雄先生，1973 年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1975年获中大研究院哲学硕士，1980年修毕日本广岛大学博士课程，1989年获香港大学博士学位。陈先生曾任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总经理兼总编辑，现任香港联合出版集团副董事长兼总裁。陈先生热心公共事务，在推动两岸三地出版及文化事业方面不遗余力，曾任公职包括：香港出版学会会长、中英文教出版事业协会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版权审裁处成员。现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甘肃省委员会成员、香港特行政区策略发展委员会经济发展及与内地经济合作委员会委员、康乐及文化事务署荣誉顾问（教育）、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及双语学系咨询委员会主席、岭南大学中文系咨询委员会主席、广州岭南（大学）学院董事会董事、古物咨询委员会成员、香港出版总会会长及印刷媒体专业人员协会委员会成员等等。 2002 年获选为香港出版学会会士，2003年荣膺第十五届『香港印制大奖』 ─ 杰出成就大奖。 2004 年获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委任为太平绅士。
学术研究方面，陈先生主攻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主要著作有《新文化运动前的陈独秀》、《五四新文化的源流》、《历史与文化穿梭》。在出版上，陈先生不断开拓中文出版新发展，策划多套大型出版项目，如《故宫全集》、《中国地域文化大系》、《中国本草图录》、《敦煌石窟全集》；在电子出版上，其领导的联合电子出版有限公司（商务印书馆附属公司）是香港中文出版界率先成立的多媒体出版公司。从九十年代早期至今，已出版了多项著名的电子出版物，包括《紫禁城 CD-I 》、《汉语大词典》光盘、《香港邮票》光盘等，并嬴取了多个国际奖项。自九十年代中，陈先生开拓推动数码电子数据库和出版。
相关链接：陈万雄简介
陈万雄先生，1973 年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1975年获中大研究院哲学硕士，1980年修毕日本广岛大学博士课程，1989年获香港大学博士学位。陈先生曾任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总经理兼总编辑，现任香港联合出版集团副董事长兼总裁。陈先生热心公共事务，在推动两岸三地出版及文化事业方面不遗余力，曾任公职包括：香港出版学会会长、中英文教出版事业协会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版权审裁处成员。现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甘肃省委员会成员、香港特行政区策略发展委员会经济发展及与内地经济合作委员会委员、康乐及文化事务署荣誉顾问（教育）、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及双语学系咨询委员会主席、岭南大学中文系咨询委员会主席、广州岭南（大学）学院董事会董事、古物咨询委员会成员、香港出版总会会长及印刷媒体专业人员协会委员会成员等等。 2002 年获选为香港出版学会会士，2003年荣膺第十五届『香港印制大奖』 ─ 杰出成就大奖。 2004 年获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委任为太平绅士。
学术研究方面，陈先生主攻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主要著作有《新文化运动前的陈独秀》、《五四新文化的源流》、《历史与文化穿梭》。在出版上，陈先生不断开拓中文出版新发展，策划多套大型出版项目，如《故宫全集》、《中国地域文化大系》、《中国本草图录》、《敦煌石窟全集》；在电子出版上，其领导的联合电子出版有限公司（商务印书馆附属公司）是香港中文出版界率先成立的多媒体出版公司。从九十年代早期至今，已出版了多项著名的电子出版物，包括《紫禁城 CD-I 》、《汉语大词典》光盘、《香港邮票》光盘等，并嬴取了多个国际奖项。自九十年代中，陈先生开拓推动数码电子数据库和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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