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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学出版社改革历程经验
1978年揭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篇章，也开启了中国大学出版兴起和发展之门。虽然中国的大学出版有100多年的历史，但大学出版的真正发展和壮大则是近30年的事。30年来中国的大学出版社锐意改革探索，不断发展壮大，已经成为中国出版界的一支有很大影响的重要力量，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大学出版社发展特色的独特发展道路，受到世界大学出版界的广泛关注。当前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入，大学出版社也在进行以转企改制为主要特征的新一轮改革探索。本文简要回顾中国大学出版社体制改革的历史过程，以期对当前的大学出版社的改革有所帮助。
一、中国大学出版社管理体制的初步形成
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恢复成立，从1979年开始陆续成立了一大批大学出版社，到1986年7月第一次全国高校出版社工作会议为止，全国已有大学出版社66家，基本涵盖了综合、哲学社会科学、理工农医、师范等各类高校，也覆盖到了几乎所有的主要地区。大学出版社的数量增长和在整个出版社比重的增长都是非常引人注目的。但由于创办试点短，缺乏经验，没有现成的规章制度可供遵循，各个大学对出版社的管理存在很大的差异，有一定的随意性，在这种情况下，迫切需要制定相关的文件对高校出版社进行规范，使之有章可循。在这种情况下，1986年7月，在中宣部的指导下，由当时的国家教委和国家出版局联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高等学校出版社工作会议。会上讨论制定的《高等学校出版社工作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对大学出版社的地位、性质、出版方针和任务、领导班子和队伍建设、办社条件和经营管理以及组织领导等作了明确规定，确定了大学出版社的发展方向。
高校出版社的管理体制主要核心的问题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高校出版社的定位和性质；二是高校出版社与所在学校的关系；三是高校出版社的内部管理体制；四是高校出版社的运行机制。关于高校出版社的定位，《暂行规定》指出，高校出版社是我国社会主义出版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高等教育出版工作的重要基地；关于大学出版社的性质，《暂行规定》明确提出，高校出版社是高等学校中的学术性事业单位。关于高校出版社与所在学校的关系，《暂行规定》提出，高校出版社由所在学校直接领导，学校要把出版社工作纳入议事日程，贯彻党的出版方针，审定选题规划和长远建设规划，研究解决出版社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应该有一位校(院)长分管出版社工作，建立一支符合“四化”要求的领导班子。高校出版社一般为处一级建制，任务重、规模大的，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可以高于系、处一级的建制，配备高于系处一级的专职领导干部。当时教育部领导还明确指出，高校出版社的领导可以参照高校的三长(秘书长、教务长和总务长)来配备出版社领导。关于内部管理体制，《暂行规定》提出，高校出版社要逐步实行学校领导下的社长负责制，设立由社长主持，由副社长、正副总编、党总支书记等参加的社务委员会，贯彻出版方针，制定发展规划、选题规划和出书计划，审议经费预决算，研究干部任用和经营管理等重大问题。《暂行规定》还指出，高校出版社必须建立一支有社会主义觉悟、熟悉业务的编辑、出版、印刷、发行和经营管理人员的队伍。但对于高校出版社的运行机制该规定没有提及。这个《暂行规定》所提出的基本内容和精神原则，一直对大学出版社的发展起着指导性的作用。可以看出，在当时，对高校出版社基本上按照学校的二级事业单位的体制来作出规定的
二、大学出版社体制改革的初步探索
第一次高校出版社工作会议及其制定的《高等学校出版社工作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虽然明确了高校出版社的定位、性质、任务等等，但由于很多高校出版社刚刚成立，还处在初创阶段，边学习、边建设、边出书，对市场运作的规律不熟悉，对图书出版和运作的规律也处于初学阶段。但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在加速进行，整个图书市场正在处于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过渡。与整个出版发行体制改革相适应，高校出版社加快了改革的步伐。1988年国家教委、新闻出版署召开了全国高校出版社第二次工作会议，会议制定了《关于当前高等学校出版社改革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若干意见》在体制改革方面的探索主要有：第一，提出逐步实行和完善社长负责制，适当下放版社权限。选题权下放；出版社制定选题计划，按规定程序申报；社长由校长任免；社长提名副社长和正副总编辑，由学校任命；社内机构的设置和各科室负责人，由社长确定和任免，报学校备案。1995年第四次高校出版社工作会议后，国家教委专门制定了《高等学校出版社社长负责制暂行办法》明确提出了高校出版社实行社长负责制。社长是出版社的法人代表，对出版社的各项工作实行统一领导，全面负责。同时对高校出版社社长的任职条件、职责、奖励和处罚等作了详细的规定，使社长负责制有章可依。第二，在运行机制上，《若干意见》提出要积极而稳妥地改革原来的体制，提高竞争能力、应变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逐步实现由生产型向生产经营型转变，做到学术性与生产经营性的结合。第三，在经营机制上，《若干意见》指出，高校出版社是学校的教育事业单位，其财务由学校统一管理和核算，有条件的可以单独核算，内部采取企业管理的某些办法，其收益除用于自身建设和出版教材、学术著作的亏损补贴外，收益较多的出版社可以上交学校一部分。可以看出，当时还没有达到实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程度，只是说采取“企业管理的某些办法”。但《若干意见》在经营机制的改革方面有很大的进展，如提出“要积极推行多种形式的责任制，坚持按劳分配，敢于拉开差距”，有条件的出版社可以试行向学校经营承包，承包要有提高社会效益的要求。在“增强出版社的经营机制”的部分，提出了出版社要努力加强经营管理，降低成本，提高效益；出版社可以按照规定适当开展多种经营，提高自我发展能力。同时，《若干意见》还提出要开辟多种渠道，扩大生产能力，开展对外合作出版业务，建立外向型出版基地等举措。在这个文件精神指导下，在上个世纪90年代前后，一些出版社先后实行了承包制，如编辑部门承包、社长承包等形式，在当时取得了一些成效。后来承包制逐步暴露出一些问题，一些出版社探索建立以提高出版物质量为中心的目标责任制，以此深化内部经营体制改革。第四，在发行体制上，开辟多种渠道，增强发行能力。在1986年全国高校出版社工作会议不久，国家教委和国家出版局采取联合或单独发文的形式，明确高校出版社的图书发行工作要坚持以新华书店为主体的多种经营形式、多种流通渠道、多种购销形式、少流转环节等改革方案；高校出版社可以自办发行；各高校出版社出版的自编教材可以编印联合征订目录，进行广泛宣传征订；设立高校出版社联合出版发行服务中心，在各地建立图书代办站，负责大学出版社自编教材、学术著作和其他教学用书的发行工作。
三、大学出版社“事业单位、企业管理”体制的形成和深化内部体制机制改革
可以看出，在上述文件中，对大学出版社的定性一直是把它作为学校的教育事业单位来看待。根据我所掌握的资料，教育部和新闻出版署第一次在正式文件中对高校出版社定性为“事业单位，企业管理”是在1991年颁布的《高等学校所属出版社财务管理暂行办法》。该办法第二条提出“出版社是事业单位，在学校内部实行企业管理，独立核算”。在第四条提出“出版社是高等学为他们早已经进行了改革。例如，外研社和人大社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就提出要变“三铁”为“四能”，即“干部能上能下，职工能进能出、工资能升能降，机构能设能撤”不拘一格选拔和任用有才能的干部，不论年龄、工龄及所有制形式，只要有才能、能干成事，都可以提拔任用。在劳动制度改革方面，实行全员聘
任制，竞争上岗、以岗定职，引进人员考核机制，强化考核，坚持好中选优、优胜劣汰。彻底打破大锅饭，建立了以绩效考核为中心的分配机制，做到按劳取酬，多劳多得，优劳优得，全社的奖励向关键岗位和具有创造性的岗位倾斜。这些措施既肯定了个人才能又考虑到个人的实际贡献，起到了奖勤罚懒、奖优罚劣、催人向上的作用。
大学出版社较早进行内涵式发展道路的探索，早在1995年第四次高校出版社工作会议期间，韦钰代表国家教委所作的主报告中就明确提出“在今后一定时期内，高校出版社要走以内涵发展为主的道路”，此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等明确提出了走内涵式为主的集团化发展道路，他们还把内涵发展和外延扩展相结合，建立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分公司，在一些出版和市场资源比较集中的城市建立自己的发行分支机构，这些改革举措都对大学出版社的快速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四、大学出版社体制改革的新阶段
大学出版社从初创时单纯的教育事业单位改革发展到“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这种模式对促进大学出版社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新体制，要参与国际出版产业的竞争，首先就必须解决市场竞争主体问题。大学出版社作为学校的二级事业单位是不可能成为具有很强竞争能力的市场竞争主体的。因此，如果说它在市场发育不完善、市场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还可以有较大发展空间的话，那么在一个市场规则健全、市场发育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下，这种既非事业也非企业的运行机制也走到了尽头，大学出版社的发展到了一个“拐点”。
2007年初，新闻出版总署和教育部制定了《关于高校出版社体制改革工作实施方案》和《关于高等学校出版社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若干意见》，这两个文件对高校出版社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工作原则、实施步骤做出了明确规定。随后在2007年4月，教育部和新闻出版总署联合召开了高校出版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会议，确定了清华大学出版社等18家大学出版社转制为企业，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实行新的事业单位体制，简称“18+1”改革试点。在2007年9月召开的全国高校出版社工作会议上，对高校出版社下一步的改革和发展又进行了动员和部署。会议决定，试点转制工作到2007年底全部完成，高校出版社体制改革采取试点先行、逐步推开的办法。从此中国的大学出版社进入到一个新的转型时期。
按照新闻出版总署和教育部的要求，在体制改革中，高校出版社的体制将分为两类；即企业体制和事业体制。绝大多数大学出版社将转制为企业，少数可以实行新的事业单位。确定转制为企业的高校出版社要按照“创新体制、转换机制、面向市场、增强活力”的总要求，完成事业单位向企业体制的转换，成为真正自我发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的市场竞争主体，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建立和完善高校出版社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管理科学的现代出版企业。实行新的事业单位的大学出版社要按照“增加投入、转换机制、增强活力、改善服务”的要求，按照新的事业单位的相关规定规范运行。
大学出版社体制改革的目标任务是，通过体制改革，形成科学有效的高校出版管理体制；形成充满活力与竞争力的微观运行机触培育一批具有雄厚实力、较强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的大型高校出版企业和以内涵式发展为主的高校出版集团公司，培育一批向“专、精、特”方向发展，在某一图书领域占有较高市场份额和较强影响力的中小型专业出版企业培育少量服务意识强、服务质量高、按照新机制运行的高校出版事业单位。出版单位的转制主要应做好三方面的工作：第一，清产核资、资产评估、产权登记等资产处置工作；第二，人员安置工作，转制的高校可以按照“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原则，对现有事业编制的人员在转制后，应实行企业用人机制，待其退休后，要与学校事业编制的教职员工享受同等待遇；第三，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建立以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三会”为代表的出版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形成各负其责、协调运转、有效制衡、机制灵活的管理体系。当前大学出版社的第一批试点单位的改制方案已经得到新闻出版总署的批准，改革试点工作正在积极有序进行。
但是，相比其他类别的出版社来说，高校出版社从事业单位向企业转制这一转型也所面临一系列困难。第一，如何在新的公司治理结构中处理好与所在高校的关系。高校出版社与所在大学是一种“毛皮”关系，毛要附着在皮上，大学出版社离不开所在大学，它承载了大学的资源优势的同时，也要承担大学所要求的无条件为学校教学科研服务的公共性职能，这是不能用企业的投入产出和供求关系来考虑的，这种优势和职责都给大学出版社转为企业带来很大障碍。第二，与此相关的，大学出版社如何处理背靠学校和面向社会的关系。大学出版社当然要依靠所在大学的资源优势，但转变为企业后它要获得更大的发展就必须面向社会，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对本校教学和科研的服务功能。不断扩展校外作者会给所在学校带来不快，但它却是大学出版社发展所必需的。第三，高校出版社的定位和市场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高校出版社有它的特殊定位和不可替代性，就是为高等学校尤其是本校的教学科研、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服务，这一点并不因体制改革而改变。在考虑为高校教学科研、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服务时市场的考量是第二位的，这就和企业行为存在天然的矛盾。这就决定了高校出版社在选题开发和发展方向上既要考虑市场因素，又不能完全以市场大小来决定出版社的产品。第四，高校事业单位的定位和出版社企业定位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对大学出版社和大学关系来说，过去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企业父爱主义变成学校的父爱主义，学校对出版社经营管理干预较多，出版社在人财物方面的自主权较少，学校对出版社的上缴利润具有随意性，出版社领导更换频繁，难以形成职业经理人是高校出版社面临的普遍性问题。但这些问题通过目前的单一投资人结构并不能解决问题。要真正解决这一问题还需要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使大学出版社成为多元投资主体，这样才能形成科学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
从大学出版社管理体制的初步形成到不断进行改革探索的20多年中，中国大学出版社不断发展壮大，已经成为中国出版界最有活力和影响最大的出版力量之一。从上述历程可以看出，大学出版社的体制改革充满着艰辛和曲折，但有几点经验值得我们认真加以总结：第一，大学出版社的体制改革过程是一个不断强化市场化的过程；从事业单位到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再到转制为现代企业制度，使得大学出版不断面向市场，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第二，大学出版社的改革过程也是其自身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大学出版社通过体制改革，激发了自身的活力，增强了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壮大了大学出版社的实力，极大地解放了高校出版社的文化生产力，改革成为促进高校出版社发展的强大推动力；第三，大学出版社的改革过程是一个与整个出版发行体制改革及相互借鉴又相互推动的过程，大学出版社的改革是在整个出版业出版发行体制改革的宏观背景下进行的，它必须与整个出版发行体制改革的整体步伐相一致，不能孤军深入，单独推进；反过来，大学出版社体制机制改革的成功经验又推动了整个出版业改革的深入；第四，大学出版社的改革的关键所在是其性质定位以及校社关系，能否顺理好所在学校与出版社的关系，成为每一次改革是否顺利进行的关键。第五，大学出版社改革的难点在于如何处理好大学出版社的为教学科研服务尤其是其学术性出版单位与面向市场进行企业经营的关系，这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矛盾在大学出版社的集中体现，也是困扰很多出版社转企改制的症结所在。事实上，那些改革意识最强、发展最快的出版社恰恰也是对学术贡献较大的出版社，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在那些锐意改革、发展较快的大学出版社那里得到了最好的体现。因此，只有加大大学出版社的改革力度，加快大学出版社改革的步伐，才能在新一轮的出版转型中获得先机，获得更快的发展。这就是我们在回顾大学出版社改革历程中所得出的基本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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