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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专业主义的话语构建
出版工作是一门职业，当称之为专业时特指从事出版工作必须的特定专业技能、行为规范和评判标准。专业主义的概念则超出上述职业特征，出版专业主义还包括一系列规范出版工作的职业伦理、一种平衡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水准，以及一种为广大社会读者服务的自觉态度等。
但当前，出版专业化实际上是现代性意义上的技术型专业化，不仅难以使出版职业发展成为专业，反而会出现职业异化，造成只要经过技术上的培训即可获得出版职业的准入与操作。究其原因，是在转型过程中忽视了出版专业化与现代性之间的契合关系，从而陷入了出版专业化的现代性困境。
“有术无学”笼罩下的困境
很多人也认为出版、编辑“有术无学”，这种观点甚至是很多从事编辑、出版工作很多年的从业者的共识。
编辑出版是一种理念型的职业，它以文化积累和生产为核心特征，其职业性质不单单局限在有限的技术操作层面上，而是建立在成熟的出版科学基础之上的。众所周知，如今新闻行业，包括出版业，从业人员多数不是所谓的“科班”出身。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与新闻出版属于“有术无学”的经验认识有关，也与新闻出版理论与实践的脱节有关。而这种现实，与出版专业主义的诉求相差甚远。
出版科学存在着很多先天不足：一是定位不清。从1983年在全国高校设置编辑专业开始，这一行业到底是叫编辑学、出版学，抑或编辑出版学、出版发行学，至今仍混淆不清。二是理念贫乏。全国设置与出版相关的专业或学科的高校虽越来越多，但作为学术型代表的博士点仅靠特批挂靠在传播学或管理学之下，大学出版专业大拼盘似的边缘专业课程也是理论苍白的表现。三是人才匮乏。大学出版专业毕业生找不到对口工作已是不争的事实，真正从事编辑出版的多是相关学科甚至毫无关联的学科毕业的。
究其原因，乃很多人认为编辑出版只是一种经验，不能算是一门知识或学术。然而，这种技术型的经验是不能成为一门职业专业化的根基的。出版科学的发展不仅需要科学理性，更需要人文理性和实践理性。
“利益共谋”下的碎片式呈现
在向市场经济转型中，出版社的业务导向很大一部分已变成了“熙熙攘攘皆为利往”。某位出版人说，其他行业的企业的存在是为了赚钱，而出版业却是赚钱为了存在。可是，别忘了，后半句话的前提是赚了钱才能生存。大多数出版社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改制后，就是自负盈亏。例如某家以社科类图书为主营书目的综合性出版社，大量的一般图书（包括学术性图书）的最终命运是躺在仓库里，而为了生存，必须依靠部门自费图书和教材教辅盈利的资金来贴补那些亏本的图书。
而作为编辑，必须服从出版社的出版方针与战略，在当前激烈的市场竞争下，不得不将生存放在首位。有人说，编辑是文化传播的过滤器和发现资源价值的哥伦布。可是，现实情况是，明知道是“垃圾图书”，是没多大文化价值的图书，可是在利益面前，强大的市场驱动成为出版专业主义理念的共谋，这种共谋往往被表述为“有读者需求”，或者“利益集团的需求”，进而取得其出版的合法性。编辑有时候不得不放弃人文关怀的宏大目标和终极心愿，出版专业主义自然也只能以碎片的方式，在局域内部分地实现。
“成名想象”缺失下的坚持固守
图书编辑工作乃“为他人作嫁衣裳”，默默无闻的工作态度与作风不利于培养名编辑，更谈不上专业名望了。在上世纪80年代前，图书的责任编辑是不署名的，后来才逐渐地在封底或后勒口属上责任编辑和装帧设计人员的名字。再说，读者一般也不会去注意一本书的编辑是谁，往往捧红了畅销书的作者，却无人知晓该书的策划人员或责任编辑。靠策划出版名人图书的金丽红和黎波为大家所熟知，那也是借了名人的光。此外，即使所编辑的图书获得全国性大奖，或者个人获得全国性的荣誉，那也仅限于出版行业内部分人所知晓。
如此说来，并不是对出版行业持悲观主义态度，正因为爱之心切，为之发展方向而思虑。台湾某出版界前辈说过，有理想的人要努力两倍并受苦两倍。诚如叶圣陶、邹韬奋等近现代出版家为出版事业殚精竭虑一样，当下的出版后辈们，在中国的话语场域中为理想而实践的路途注定不会一帆风顺，但出版人身上所肩负和秉持的出版专业主义理念不会因之而黯淡。（作者单位：福建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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